中国人，你缺了什么（第4/5页）

要知道，当写生活中的好人的时候，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什么？编剧和导演要讨论。在创作的时候我相信人在生活中应该像上面的师傅那样去做，也要通过电影和电视剧这种方式来表现。可导演经常会说，哥，咱别这样写，没人信的，首先自己就不信。

我们的文化剔除了对后人有影响的元素

最近两天我为什么很烦呢？不断写序，给这样和那样的人，中国人终于可以都出版书了，我的知青战友们也写书，看得头都疼，没有看见眼前一亮的东西，差不多到最后一篇，我看到了《烧档案》。

一位北京知青当年十六岁就下乡，后来成为兵团通信连一员。那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他们隐蔽在一处没有人去过的深山里，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这肯定会使人得抑郁症，最后只剩下三个知青的时候，实在坚持不住，因为一点事就吵起来，其中一个知青就动枪，并且开了枪，所幸没有死人，但是受到纪律处分。后来要返城的时候，另一名北京知青负责为档案袋贴封条，盖上单位的章。他突然发现，全班怎么就这个知青战友的档案这么厚，拆开发现都是关于当年他开那一枪的档案，差不多有七八十页，包括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同级的处理意见，批判他。

当时这位青年就想，他带着这么厚的档案回北京，找工作怎么办？能不能不这样？于是就找到当时的连长。没想到连长也很爽快，两人就达成一致意见，把他叫到连部，关上门拿出档案说，这是怕影响你，虽然是违反纪律的，但“文革”已经结束，现在你要回城，请放心，当着你的面我们把它烧了。

这好不好？我们能不能那样做一点？很多人会说，你以为全中国都像他们一样了？我说的好人不是老好人，是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一下，做一点，然后对别人的命运产生一点小小影响。今天的中国人恰恰有那么多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为了利别人才不会拔自己的毛，这太令人沮丧。

好人文化就是说在不同的选择中，能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种。这使我又想到即使在“文革”年代，傅雷夫妇自杀之后，骨灰没有人认领。两个儿子在国外。当时上海一位姜姓的普通女工，只不过因为读过他们的书，通过他们的书认为他们不可能是坏人，因为他们的书教人好，就去认领二人的骨灰。如果不认领的话，三天之后就会被扬弃。

而且，她不但认领了，藏匿起来，还多方写信，替傅雷夫妇死后的名分进行申辩，自己也遭到不公平对待，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把骨灰交给傅雷的两个儿子。傅雷的儿子傅聪是音乐家，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给我一张票，听听你的演出。我经常想，就这样的一个女工，这才叫中国人，这么帮助我们中国的一个女工，为什么就不能拍成电影？我多次跟导演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一段拍出来，而且字幕上要打出来，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让全世界都看看，在极特殊的年代，中国人曾经是什么样的。

民盟前主席费孝通是潘光旦的学生，两人是师生关系，相差二十多岁，后来都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潘光旦先生在积水潭医院住院，即使住院造反派也还要敲着床，让他交代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他已经感到自己身体非常不适，便让女儿偷偷接回家。可他已经没有家，只不过有一个小房子，水泥地，床上还没有被褥。第二天晚上潘光旦全身疼痛，半夜里让女儿去找学生费孝通，费孝通住得不远，都在民族学院。费孝通来了，当时也没有开夜诊的医院，买不到药，也不能背着他上医院，他是打入名册的人。费孝通只能把自己七十多岁的老师潘光旦搂在怀里，搂了一夜。最后潘死在费孝通怀里。这种师生情，在那样的年代，我也经常想，要拍出电影来，放给全世界看。这不是中国人的羞耻，而是中国人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