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当代中国女性（第23/24页）

或许，有人会反对我的观点，认为这恰恰证明着她们的觉悟太低，认为她们还应该像五十年代的妇女们那样才可爱。

但是试问，如果没有她们今天这种起码的权利意识的提高，国家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公仆”们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起码，公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国家及其“公仆”责任意识的加强，是有促进作用的。

据我看来，九十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有时那牺牲意味着直接是数以千万计的人的起码社会保障。

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时代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时代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对于她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乃人生的最后一搏。为了家庭，为了儿女，为了自己晚年的存活，她们毫无退路，只有一搏。而她们又几乎到了原本可以不再搏，可以轻松卸去许多女性责任的年龄。

她们使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具有了一种异常凝重的、悲壮的色彩。

与此凝重的、悲壮的色彩相比，九十年代的卖淫话题显示出了本时代的大的尴尬性。这是“中国综合征”的临床特征。

当然，许多国家都有妓女。妓女的存在，又似乎并不影响那些国家的强盛。

但，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妓女现象乃社会的疮疤。

中国曾一度没有。八十年代初开始有了。至九十年代便多起来。

我们无须讨论为什么会有，因为这是讨论不出个结果的。即使由某社会学权威下了等于真理的结论，其实结论本身对社会的卫生也没多大意义。

倒是，简略分析一下九十年代的卖淫现象，与旧中国的妓女，与历史中的妓女现象有什么区别，对此社会疮疤或还有丁点儿认识的价值。

我至今没接近过九十年代的“市妓”。也不曾像许多经常离家外出的男人们那样受到过她们的滋扰。仅仅一次，住在外市的宾馆里，深夜接到一次问我需要不需要“特殊服务”的电话。别的男人们告诉我，那是妓女在进行试探了。但我半信半疑，心想说不定那宾馆另有非是“色情”的“特殊服务”项目，比如要不要按铃叫早之类……

所以，我对九十年代的卖淫女的全部印象，其实是从初识的或稔熟的，天南地北的，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口中获得的。

这印象最初使我惊讶的是她们只存在于某些城市、某些地区。尤其惊讶的是，在一些偏远县镇也蔓延开来。

惊讶几次之后，也就不惊讶了。

后来惊讶于她们讨价的便宜。据说一二十元钱的“活儿”她们也接。

再后来惊讶于她们年龄的渐小。据说在有的城市，有的地区，还不到十八岁便开始走上卖淫的歧途。

再再后来，只剩下了一种惊讶。那就是——她们的卖淫，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多么多么的不情愿，多么多么的被逼无奈，因而多么多么的内心悲苦。

据说她们中不少人似乎活得很快活。由于卖淫是“最轻松”的“职业”。由于这“职业”使她们的收入数倍甚至数十倍地高于一般女工们的月工资。由于这“职业”的“计件”性质，现钞交易性质，永远无欠发“工资”或“打白条”一说。更由于这“职业”的传统方式与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密不可分。

收入高了，花钱也大方了，穿得也时尚起来，住的也改善起来。中国是世界上许多行业的大市场。她们似乎都持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确信不疑——她们所从事的“职业”尽管还不能公开化，但前途似锦，“职业”队伍将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