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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子弟俱散尽(第3/4页)

在这美丽的香港,华灯初上,电车悠悠地自上环驶向跑马地。叮铃的响声,寂寞的夜,车轨一望无际,人和车都不敢逾越。

“回厂”的电车到了总站,换往另一路轨行驶时,需用长竹竿把电缆从这头驳过那头。扎着马步,持着长竿的,是垂垂老矣的末路霸王。是的,当年曾踏开四平大马的霸王。可是他勉强支撑,有点抖,来回了数番,终于才亮了灯,车才叮叮地开走。由一条路轨,转至别一条路轨。

直至更老了。他又失去了工作。

如今他赖以过活的,是他以前驾驶电车的同事,儿子申请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层物业隐瞒不报,在未处置之前,找小楼看屋,给他一点钱。小楼申请公共援助,又把这情况隐瞒不报,于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如果一旦被揭发有外快,社会福利署便会取消他的援助金了。他有点看不起自己。

但营营役役的小市民,便是靠一些卑微鄙俗的伎俩,好骗政府少许补助。像穴居的虫儿,偶尔把头伸出来,马上缩回去;不缩回去,连穴也没有。而香港,正是一个穷和窄的地方,穷和窄,都是自“穴”字开始。

小楼踱回他的巢穴。那是在天乐里附近。他喜欢“天乐里”。他记得,刚解放那年,他与蝶衣粉墨登场,在天桥,天乐戏院。大张的戏报,大红底,洒着碎金点,书了斗大的“霸王别姬”。天桥、变戏法、说书场、大力丸、拉洋片、馄饨、豆汁、小枣粽子、吹糖人、茶馆……但小楼,自一九六六年起,嗓子打坏了,从此没再唱过半句戏。见到天乐两个字,只傻呼呼地笑了。多亲切。

楼下还有警察抽查身份证。刚查看完一个飞型青年,便把他唤住:

“阿伯,身份证。”

小楼赶忙掏出来,恭敬珍重地递上。他指点着:

“阿sir,我是绿印的!”

八二年开始,香港政府为遏止偷渡热潮,实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楼的“绿印”,令他与别不同,胸有成竹。他来得够早,那时,只要一逃进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个小胖子敲铁闸,小楼过去开闸,让他进来。小胖子才读四年级,他喜欢过来隔壁这个老伯的空屋中玩龟。

今天不见了那龟。

小胖子问:“上海佬,龟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楼用半咸淡的广东话强调,“我讲过很多遍,我是北京来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么不同?”

小楼无法解释,他有他的骄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龟呢?”

他环视小楼的空屋。一张枯藤椅,一张木板床,床脚断了一截,却没有倒塌,啊!原来小楼捉了那只龟,垫着床脚,它硬朗而又沉默地顶着,活着,支撑着整张床。

龟旁有一小碟饭和水。

“有没有搅错?”小胖子大叫,“它会死的!”

他懒得同小孩谈论生死。本身没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惯见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边时,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间,传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斗争,目睹有人双腿被锯断,满口牙齿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往上推吧,小楼想,北洋、民国、日治、国共内战、解放、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中国死了多少人?中国人是世上最蠢、最苦,又最缘悭福薄的民族。蠢!总是不知就里地,自己的骷髅便成了王者宝座的垫脚石——但不要紧,小孩一个个被生下来,时间无边无涯,生命川流不息。死了一亿算什么?荒废了十年算什么?小楼面对小孩鲜嫩的岁月,他很得意,他快死了,但毕竟还没死。

“很闷呀,没好玩的,我走了。”连小孩也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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