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印度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第2/7页）

出租车开走的时候，老人按照自己一成不变的老习惯，对出租车挥舞着礼帽，以示告别。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把每一次再见都看成是最后的诀别。费玛去迎接他。费玛似乎能听到父亲一边爬楼梯，一边独自哼哼着一首哈西德派的民歌小调。每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有时即便有人在跟他说话，他也会吟唱这种独特的曲调，咿咿呀呀个不停。费玛有时暗自思忖，他在睡梦中是否也会哼哼这些小调：就像从某个看不见的温泉里喷出的音乐，充溢着父亲那干瘪的身体，或者从他那由于衰老而形成的许多小罅隙中渗漏出去。费玛几乎还能嗅到在楼梯上飘拂的父亲身上那种特殊的气息。他从襁褓时代就记得这种气息，甚至在满屋子的陌生人之间他也能分辨得出这种气息：那是一种空房间、老家具、热腾腾的炖鱼和煮胡萝卜、羽绒褥垫、黏稠的甜酒的香气。

父子俩漫不经心地拥抱了一下，就在这当儿，那种东欧式的香气在费玛的心头激起一阵反感，交织着因为反感而产生的羞愧，伴随着想找茬同父亲吵上一架、践踏他某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揭穿他观点中所有令人恼火的矛盾、让他稍稍发发脾气的由来已久的冲动。

“Nu[1]，”老人开口了，爬楼需要费力气，让他呼哧呼哧直喘粗气，“我尊敬的教授先生今天有什么向我报告的吗?救世主降临锡安了吗?阿拉伯人已经回心转意，决定爱我们了吗?”

“你好，巴鲁赫。”费玛极力控制着自己。

“好。你好，我亲爱的。”

“有什么新鲜事吗?你的后背还在折腾你吗?”

“我的后背?”老人说，“幸运的是，我的后背命中注定永远只能待在我的身后。我在这里，它在那里；它永远无法赶到我的前面。如果，但愿上帝别让这样的事发生，它真的赶到我的前面，噢，那我只要掉头不理它就行了。但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气短。就和我的脾气一样。这里，两者的角色颠倒了：现在，不是它在追赶我，而是我在追赶它。那么，在这些个令人惊叹的日子里，埃弗雷姆先生在忙些什么呢?还在致力于纠正世人的行为，以便让他们将来进入上帝的国吗?”

“没什么新鲜事，”费玛一边说，一边接过父亲的手杖和礼帽。然后又说道：

“除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之外。”

老人耸耸肩膀。“五十年来我一直能听到这样的讣告——这个国家就要这样了，这个国家就要那样了——然而，当年发表讣告的那些人现在都已经深埋在地下六英尺的土里，这个国家还在一天天发展。你的抗议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个国家遭受的抗议越多就越繁荣。不要打断我的话，埃弗雷姆。我给你讲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从前，就在列宁发动十月革命之前，在哈尔科夫，有一个愚蠢的无政府主义者趁着深更半夜，在一座教堂的墙上涂了一条标语：上帝死了。弗雷德里希·尼采宣。他指的是那位已故的疯哲学家。Nu。于是，第二天夜里，有一个更聪明的人走过来，在墙上写道：弗雷德里希·尼采死了。上帝宣。等等，我还没讲完呢。请你允许我把这个小故事的涵义给你解释一下，同时，你不妨把电水壶插上，给我倒一小滴我上周给你带来的橘味白醋。顺便说一下，你该请人把你这座破旧的废墟重新装修一下了，费姆奇卡[2]。趁着邪灵还没有将它占领之前。[3]只要打电话请一个搞装潢的师傅来，然后把账单寄给我就行了。我们刚才谈到什么地方了?对，茶。你那亲爱的尼采是一个毒性传染原。我压根儿就不理睬他那一套。来，我来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尼采和纳赫曼·克罗克马尔[4]两人有一次乘火车去维也纳相遇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