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柯克（第3/6页）

甚至教授们对自己的课也不大热衷。要他们讲就讲；不叫他们讲，也不觉得丢面子。他们休养生息静待某年级学生去求他讲解。在牛津就有这样的教授，脑子休息三十年了。据说这样积累起来的脑力，功能无量。

据我了解，奇迹的关键在那些被称为导师的人。学生是从他们那儿（更确切说是跟他们一起）学到东西的。大家都同意这一点。然而导师之谜究竟在哪里，说来有点奇怪。“我们到他的屋子去，”一个学生说，“他点起烟斗和我们谈话。”“我们坐在他周围，”另一个学生说他只是抽着烟，跟我们一起评改练习。”从这种种例子可归纳出来一点：牛津的导师的工作就是让一群学生坐在一起，然后用烟子熏他们。受过四年系统烟熏的人，便成为成熟的学者。要是有人怀疑，不妨亲自去牛津一游，看看那烟子是怎么熏的。一个叫烟子熏透了的人，口头和笔下的英语都优美漂亮，任何其它的办法都培养不出来。

上面的话好像是在批评牛津的这一类教授。其实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对牛津教授和他们的整个为人，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教授，当代美国的时髦概念和英国的概念之间，的确有天壤之别。但是在往昔，在诸如H·W·朗费罗 之类的人还当教授的年代里，我们也有英国式的看法：教授被看作是一种受人尊敬的人，白胡子直挂到肚子上。人家总觉得他在大学里迷迷糊糊地荡来荡去，忘记了周围的世界；你向他点头他也看不见；对于钱他一无所知；对于做生意更是一窍不通。大学里的理事骄傲地称他是一个“赤子”。

另一方面他们满腹经纶，渊博精深。他们的学问据说绝无一丝烟火味儿，唯用于拯救灵魂，开发心智。

这一群教授最前面的是一个胡子更长更白的教授，他比谁都迷糊，关于金钱、生意、实际事务的知识少于零。于是他被选为校长。

在目前的美国，这一切都变了。现在的大学教授是个大忙人，几乎和商人差不多。而他确实是以商人作为自己的楷模的。他有一个小地方，称之为“办公室”，有一架打字机和一个速记员。他坐在这儿口授信件，以最佳商业模式开始，“上月八日赐函，谨复如下”云云，云云。他写这种信给学生、给教授同事、给校长，实际上给任何可与之写信的人。他每月发出的信件都要准确计数，算作他的功劳。信写得多，他就获得“干才”的美名，便可以发迹。他甚至可以被人请出大学，到某家肥皂公司或广告公司去当“总经理”。总之，这人是个“忙人”，“广告家”，他的最高目的是当根“带电的线”。如果他不是根“带电的线”，他就马上会被解聘，或者用商业上的说法被“解雇”。而“解雇”他的人则是理事会的理事们。那些人自己就是“忙人”、“带电的线”。至于教授的灵魂，他已经把它和别的东西一古脑儿交给“审查委员会”了，再也用不着为它操心。

美国教授按自己的标准看待学生。他的工作就是把学生当作一群羊，按规定的范围、规定的速度赶着走。学生们在一起慌慌张张地跳过一道又一道的栅栏，教授在后面用一整套的“测验”、“背诵答问”、“分数”和“考勤”赶着他们。而这一整套程序显然是从企业家工厂里的计时钟学来的。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成绩表现”。像这样规定出的速度当然是最慢的，因此便产生了我听爱德华·彼蒂先生称为“教育中的护航制度”的现象。

经过二十二年思考，我认为这样的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破坏的种子。它鼓励平庸，惩罚天才，限制心灵的自由，而心灵的自由却是学问的真正精神。再坚持这样搞下去，我们便会发现真正的学问会从我们的大学里飞走，飞到一切具有探索精神的心灵能为它指明道路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