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乌斯托夫斯基（第2/4页）

就其思想之清晰、诗句之奔放和成熟、魅力之巨大而言，札博洛茨基的诗常常可以同莱蒙托夫和丘特切夫 的作品媲美。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莱蒙托夫的《遗言》。

不久前，我读了一部关于蒲宁的回忆录。它谈到蒲宁晚年怎样如饥似渴地注视着苏联作家们的工作。他患了重病，躺在床上，但却老是请求，甚至强烈要求把从莫斯科收到的所有新书给他拿来。

有一次，别人给他拿来特瓦尔陀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蒲宁开始读了起来，突然，亲人们听到他的房间里传出了富有感染力的笑声。亲人们感到惊恐不安，因为蒲宁近来很少发笑。亲人们走进他的房间，看见蒲宁坐在床上。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双手拿着特瓦尔陀夫斯基的那部长诗。

“多了不起啊！”他说。“多好啊！莱蒙托夫把出色的口语引进了诗歌，而特瓦尔陀夫斯基把完全大众化的士兵语言勇敢地引进了诗歌。”

蒲宁高兴得笑起来了。当我们遇到某种真正美的事物时，我们常常是这样的。

我们很多诗人——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布洛克（在《十二个》中）掌握了赋予日常生活语言以诗的特点的秘密，但是在莱蒙托夫笔下，不管是在《波罗金诺》里，还是在《遗言》里，这种语言都保持着所有最细微的口语语调。

……难道指挥官胆子这样小，

不敢用我们俄国的刺刀　

戳烂鬼子的军衣和军帽？

人们通常认为，杰作是不多的。恰恰相反，我们处在杰作的包围之中。我们往往不能一下子发现，它们怎样照亮了我们的生活，世世代代怎样不断放出光芒，使我们产生崇高的志向，给我们打开最伟大的宝库——我们的大地。

每遇到一部心爱的杰作就是对人类天才的光辉世界的一次突破。它往往令人又惊又喜。

不久以前，在一个舒适的、略带寒意的早晨，我在卢浮宫参观了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 塑像。这尊塑像简直叫人百看不厌，逼着你非看它不可。

这是一位报告胜利消息的女神。她站在一艘希腊船只的笨重的船头——全身处在逆风、喧嚣的海浪和急剧的运动之中。她的双翼带着伟大胜利的消息。她的身体和随风飘舞的衣服上的每根欢乐的线条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卢浮宫外面，冬天的巴黎在灰白色的雾霭中显得一片昏暗。这是一个奇怪的冬天，街头小贩摊上堆积如山的牡蛎发出一阵阵海水的腥味，还有炒栗子、咖啡、葡萄酒、汽油和鲜花的气味。

卢浮宫装有暖气设备。从镶在地板上的漂亮铜格栅里吹来阵阵暖风。这种暖风稍微带一点尘土味。如果早一点进卢浮宫，一开门就立即进去，那你就会发现，许多格栅上一动不动地站着许多人，多数是老头子和老太婆。

这是正在取暖的乞丐。威严、机警的卢浮宫卫士不去干涉他们。卫士们装出一副根本没有看见这些人的样子，尽管他们不可能看不见。例如一个裹着一条破旧的灰色方格毛毯，样子很像堂·吉诃德的老乞丐，就在德拉克洛瓦 的画前冻僵了。参观的人也似乎啥都没看见。他们只想快点从这些默默无言和一动不动的乞丐身边走过去。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个小老太婆。她那枯瘦的脸不断地哆嗦着，身上披着一件由于年深日久早已由黑色变成棕黄色的油光闪亮的斗篷。这种斗篷只有我的奶奶披过，但是她所有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姑们都很有礼貌地取笑她。即使在那些遥远的岁月里，这种斗篷也并不时髦。

卢浮宫的这位老太婆抱歉地笑着，时而专心致志地在一个破旧的小提包里翻几下，但是很清楚，除了一条破旧的手帕以外，提包里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