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奈斯库（第4/4页）

这些老的学者，这些对文化充满兴趣、在法兰西语文学院里讨论给一个词汇下定义的学识渊博的人，可那是法国，是法国文化使他们活下去的。知识，思想，——这是一副还相当结实的骨骼。在智力上，法国有一副结实的骨骼。酒精和色情可以说是最后的屏障，它们掩盖了我的虚无。但是这些学者们，他们有文化，文化使他们活下去，他们有这个就觉得够了。他们要活下去，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不需要酒精，不需要情妇，只需要严肃的科学。这完全像修道般的。当然，还需要友谊。

自1850年至上一次战争以后，除了有几个例外，比如波德莱尔，他就害怕腐败甚过虚无，可以说在法国文学中是不“存在”死亡的。然而，佐拉是被死亡搞得不得安宁的，比如娜娜的垂危就突出地表现了萦绕在他脑际的念头。但是大家都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社会作家。如果没有社会，那么法国文学就全是爱情的心理分析了。人们偶然地死于爱情，死于随便任何一种疾病，在战争中也不是战死的。可以说，人们过去仅仅研究死亡的社会方面，死亡是外部的。只是到了将近1945年时，死亡才开始内在化，它是不可逃避的、本质的明显事实，并非是偶然性的。普鲁斯特想到了死亡，所有大的作家都明显地想到了死亡，但是他们——普鲁斯特也是一样——只注意到生存的戏剧性的一个方面，只注意到它的豪壮的性质；如果您是一个社会主义作家的话，那还会发现它的可鄙的性质。色情和政治要明显得多，它们比死亡显得更加真实。确实，现在还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是搞政治的，是吃政治饭的。但是，对于死亡、历史和人类的末日的看法，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它们变成了真正的、本质的明显事实。

R.和我，我们俩互为依靠，也互为苦恼。夜里，我们蜷缩在一起。这就叫保护。

尽管如此，虽然我苦恼，但是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要继续写作，我每天早上就要重新开始，我仍然要干我认为是我的义务的一切。

既然我是无知的，我就不能、我也不应当去对一切加以评论。我也许是有一切理由高兴的。我只能充满信心。

李　化　译

□读书人语

尤奈斯库说：“我陷入了不可表达之中。”知其不可表达却又在表达，这本身即是一种饽论或吊诡。故此，整篇散文可以看作是罗兰·巴特式的写作，是语言的吊诡游戏。而这很可能是自觉的，他的代表作《秃头歌女》，副题便是“语言的悲剧”。

从存在主义、卡夫卡和初级英语会话中引发的灵感，永远是尤奈斯库的宝贵财富。他感受到语言的荒诞统治，遂以不懈的努力消解语言的命名力量。由此文我们看到，语言的上下文不断处在相互质疑、矛盾、推翻和解构的过程中，从而形成一种特别的文体意味，用巴特的话说就是“胜过父法”，能指胜过了所指。仿佛一切都在别处，非但生活，写作本身也在别处，语言阻隔着我对世界的“在场”，我只能在生活与冥想之间优柔寡断，我焦虑、优美、绝望而深刻。

现代派作家难以散文传世，这无疑是因为现代主义的神话思维和象征模式不适于散文的载体，尤其是自述性的、能见出本真话语的散文。在此意义上，尤奈斯库这篇写自己的散文是难能可责的，它以现代乃至后现代作家的经典句法，写出了朴实、亲切和平凡的坦诚，精英之态的矫揉甚少。或许，这也是一种现象学的还原吧。　【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