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第3/3页）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

在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四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读书人语

中国文化的丰富积累举世惊叹，中国文化的劫难也举世罕见。中国人自然会为祖先文明历史的悠久博大而骄傲，却又难免会为文化遗产的大量流失而悲恸，同时又面临着另一个更加艰难的选择：是该让文化遗产留在国内默默地被忽略、挥霍乃至湮没，还是该让外国文化盗贼窃去祖国的瑰宝而让它在世上留存。想想中国文化遭到的劫难，想想那愚昧而又可怜、可怪罪又很值得怜悯的文化破坏者，想想中国文化乃至文化命运的缩影——敦煌石窟——的历史遭际，哪一个中国文人能不在心头滴血，能不回首反思历史的教训！读此文，仿佛同作者一道回顾了历史，参与了历史，评判了历史，升华了历史！记叙翔实而又感情充沛，文字凝重而又笔势夭矫，读来动人肺腑。　【张永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