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汉（第3/4页）

然而自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再没有返回家乡。这原因，本来想不说，考虑再三，还是应当说几句。50 年代初，工作繁忙，抽不出工夫；1955年之后的二十五年间，由于成了“反革命”，还是不回去为妥；80年代，父母早故去，家乡几乎无亲人了，老屋成了废墟，不愿回去凭吊历史，今生只想在记忆中保持心灵的平衡。父亲建国以后从西北高原回去过两回，见到了不少亲朋好友，却没有能再见到他挚爱的母亲。祖母已于1943年病逝。

离开故乡后，父亲和狗皮褥子没有分开过，到1961年他逝世之前，一直铺在他的身子下面。绒毛早已磨损得很薄很薄了，可是在流寓他乡的极困难的日子里，它仍能给父亲以难以比拟的温暖。1959年，年近六旬的父亲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荒寒的陇山上背了两年石头，累得吐血不止。平反之后，人已瘦成一把骨头，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在刚离家那一年，每到一个住处，父亲总是把狗皮褥子横着铺上，这样两个人的腰部都能贴着暖暖的毛皮，不容易受风寒。从介休县到风陵渡，是坐的太原兵工厂拆迁机器的没篷的敞口火车，父亲和我夹在机器缝隙中间。父亲说：“天冷，千万不要把脸和手贴着机器，会把皮粘下来的。”我摸摸机器，的确有点粘手，不，简直是在咬人！感到异常恐怖。天黄昏时，火车正经过韩侯岭，行驶得慢，被一架敌机发现了，追着火车朝下不停地扫射。枪弹打在机器的响声格外地凄厉，四处溅着火星，我不敢睁眼，父亲死死搂着我。后来听说那是架侦察机，如扔下几颗炸弹，我们坐的火车必定遭到毁灭。那天后半夜里，下起大雪，冷得睡不着，也不敢入睡，时刻担心日本飞机来轰炸。人夹在机器中间无法活动，冻得脸腮木木的，父亲打开行李，把狗皮褥子取出来，裹着两个人的肩头，才感到一点暖意。就在那天夜里，在机器缝里真冻死了几个人。天亮了，我看见人们把几具尸体抬下列车，冻死的人是蜷曲的，脸和手被机器“舐”得血糊糊的。那个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祖母的狗皮褥子被枪弹（也许是四溅的火星）穿了一个洞，却奇迹似地没有伤着父亲和我。父亲说他当时闻到了一股燎毛的气味。

在风陵渡过黄河时，父亲和我没有能挤到同一条船上，我坐的船小一点，那天有风，滔滔东去的黄河浪很高，我坐的船快到岸时翻了。幸亏我自小会游泳，还能在浊浪中挣扎着。我被恶浪劈头盖脸地打入了浪的底层，穿着厚厚的棉衣，浑身动作不灵，几次沉了下去，又浮了上来。生命几乎永远地沉没了。后来，被一个老水手救上了岸。我一口气跑上了一个很陡的山坡，看见一个夯土的拱门，门眉上赫然有三个大字：第一关。恍惚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真的走过了人生的第一个关口？！当时正是冰天雪地的十二月，正如艾青在《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那首诗里写的寒冷。（艾青的这首诗，正是写在我渡黄河的那个月的潼关。）上岸后，穿着湿透了的棉衣裳，走了几个钟头才找到了失魂落魄的父亲。他以为我多半被淹死了，父亲和我都哭了。结了冰的衣裳外面硬得嚓嚓作响，走起来十分困难。贴着身体的那一面，却又融化成水，顺着前胸后背和腿部不停地朝下流淌着。就这样不停地走了几十里路，父亲说不能停，一停下人要冻坏。到了潼关，住在一间民房里，我还是挺不过去，发高烧好几天，父亲日夜守护着我。最后出了一身汗才好了起来，身子下面的狗皮褥子被我的汗湿透了。我难过地说把祖母的狗皮褥子腌坏了……”

十四块银元还缝在棉裤裆里。

1938年春天，父亲去醴泉县做事，我一个人留在西安，叫卖报纸糊口，舍不得拆下一块银元花。有一天，看到街上贴着一个广告，说民众教育馆内办了一个漫画学习班，正在招收学员，我从裤裆里拆下了两块银元去报了名。后来听说教画的先生中有诗人艾青。我哪里晓得？那时我只迷画，还没有迷上诗。只记得老师中有一位叫段干青，因为他是山西老乡故记住了。不久我徒步到了天水上学. 又从裤裆里拆下两块银元配了一副近视眼镜。剩下的十块银元我全拆下来交给父亲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