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第2/3页）

长大了，学了一点儿“知识”，科学的、历史的，等等，这才明白那是旧风俗中迷信的部分，正要破除，怎可反而欣赏？讲道理好讲，变感情可不那么容易。那明灯亮烛、烟香蜡味，那辣痛而又欢乐的眼……这一片民间群众创造的神奇美妙的境界，依然不听从“道理”的说服力，还是照样成为令我神往的艺术之天地。并且，还为自己寻找“理论依据”：爆竹声声，至今仍是过年的重要“标志”之一，风行全国，见诸歌咏，未闻有人反对或批判，但谁又不知那爆竹，本来也正是一种“迷信的产物”？先民用它来惊吓恶鬼的，可是谁又从此推论出：今年制造、售卖、燃放它的中国人民群众，是在提倡宣传“恶鬼论”呢？今岁新正初一，九点钟，我们首都四五千人，包括党政领导同志的惠然肯来，莅临同聚，在人民大会堂观看陕西的“仿唐乐舞”，那是戴面具的金刚力士“驱逐疫鬼、战胜邪恶”的舞，我看了印着朱红大字的节目说明，说道是：“表现唐代人民向往太平康乐生活的愿望。”好了！——我高兴地暗自庆幸说。因为，这舞分明是古“傩”舞的一脉承传，现在已不再把人民的这种艺术表现一概简单地当迷信批判破除了，而终于认识了其中包含着的并非不重要的意义。

我没有主张“发扬迷信”的意思，我是想说明一下，象鲁迅先生，他绝不迷信，但他也说过，迎神赛会，是旧时的人民群众的唯一的每年一次的娱乐机会，——当然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艺术形式——你把这个也反对掉了，老百姓就连这么一点快乐也没有了。先生的看事物，想是不肤浅，所以，似乎从来也没有人说他这是主张“还要迷信”。

话还是回到过年。正像从腊月初就已“进入”年节一样，除夜是从傍晚就开始了。那余霞散尽的天空，淡青亮白，分外地空灵而温丽。归鸦从东飞过来了，也似乎比常日回来得早。归鸦在这时也特别可爱，可念。我小时候，仰面看它们，觉得是它们也想快些归家团聚。我也想过：它们一路归来，从空中下看大地神州，无边寥廓，而万户千家，已在张灯结彩，贴上了大红的春联，——别的不说，单是这一片大地上的春联年对，一夕之间，忽然朱颜灿烂、遍满人间，这是何等壮丽、瑰奇的艺术世界！这就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一种最高明的艺术创造，除了神州赤县，什么地方有呢？

长大了，然而童心不减。不管在多么困难、冷落的时期或地点，总要为除夜买一件小小的物件儿，为节序点缀。初到成都，那个除夜只买到一枝梅花，回寓插在瓶里，清影落于素壁，鲜香散入衣襟，于是自家守岁的意味就满足了。回到北京，那时腊尾的街头如东四牌楼，还有一二农民肩挑自制的八角红灯出售，四处觅寻，偶可幸运地遇到，急买一枝，手提着步上归途，喜气盈怀，自觉“年味”已足了，是心里最美满的时刻，不再他求；沿路孩童有不少瞪大双眼，羡慕地望着我和我这红灯。此际心中又喜又感怅然——我如何能够每一儿童送他一个红灯，让他增添过年的乐趣呢？于是带有歉意地走过他们……

长大——不，老大以后，过年时候的头发成了“问题”，因为平时不修边幅，非到发长逾寸，是不理不剪的；到了除日，可就急迫之感严重起来。从小受到大人的教导：不能带着难看的长头发过年的，一定得理发。多年以来，自己也很“在乎”的。到除日上理发馆？那可真是一番“艰辛经历”。这个“问题”使我忧心忡忡。记得还是在成都，为过年买物而上街，只想得一个红灯，无有，怅然而归，何以乐儿童、慰自己？但头发却更心烦，只找不到空位可以很快剪理。焦急之中，天色已暗下来了，人人往家奔了……那心情大不是味。这时，忽见一处茶馆（成都以此著名），内中一位其貌不扬的师傅，在一角简陋的椅子上给一人理发，旁无列坐等候的“长龙”，不禁大喜！急就此师，请求梳剪。他欣然应诺，安安详详，为我的这一头难看的长发劳动起来。我心中如释重负：明天大初一，不至于囚首垢面以会贺年人了！但在喜幸的同时，我又端详他的一切，他不慌不忙，细致工作，一如常时，好象不知道这已是除夜了，该“下班”回去与家人吃年饭了……他静静地做好他应做的全部“工序”，一丝不曾因为“特殊情况”而草率，或简省一点儿。我这时才觉得人民中的这些工作者的品质和高尚，我十分感谢他，——直到此刻，我仍然感念他，虽然我今年的长发“问题”已不再劳烦他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