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第6/7页）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必且为莫邪”，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

庄子的寓言竟有快变成唐宋人的传奇的。他的“母题”固在故事所象征的意义，然而对于故事的本身——结构、描写、人格的分析，“氛围”的布置，……他未尝不感觉兴味。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陵，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颅，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以及叙庖丁解牛时的细密的描写，还有其他的许多例，都足见庄子那小说家的手腕。至于书中各种各色的人格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藐姑射山的神人，支离疏，庖丁，庚桑楚，都是极生动，极有个性的人物。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解，足以餬口，鼓夹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

文中之支离疏，画中的达摩，是中国艺术里最特色的两个产品。正如达摩是书中有诗，文中也常有一种“清丑入图书，视之如古铜古玉。”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界；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推庄子。诚然《易经》的“载鬼一车”，《诗经》的“牂羊坟首”早已开创了一种荒怪丑恶的趣味，但没有庄子用得多而且精。这种以丑为美的兴趣，多到庄子那程度，或许近于病态；可是谁知道，文学不根本便犯着那嫌疑呢！并且庄子也有健全的时候。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

讲健全有能超过这样的吗？单看“肌肤若冰雪”一句，我们现在对于最高超也是最健全的美的观念，何尝不也是二千年前庄子给定下的标准？其实我们所谓健全不是庄子的健全，我们讲的是形骸，他注重的是精神。叔山无趾“犹有尊足者存”，王骀“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法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庄子自有他所谓的健全，似乎比我们的眼光更高一等。即令退一百步讲，认定精神不能离开形骸而单独存在；那么你又应注意，庄子的病态中是带着几分诙谐的，因此可以称为病态，却不好算作堕落。

□读书人语

自有散文以来，记人之作便是其正宗，除可入史传者之外，其他各种人物记亦不知凡几。好的人物记，能将人物写活；一般的人物记，即使能列入史殿大堂，不过充数备忘而己。但好的人物记，实在并不多见，一来是值得记写的独具风貌的人物本极罕见，二来是记写者能否对所记人物有生动的理解也很难讲，本篇则属该类作品的翘楚。其成功也，一来在于庄子这种反正统文化的智者千古寥寥，形神超世；二来在于作者以诗人的心与庄子相通，真正品透了庄子诗人的本质。文章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写庄子的，固然未遗忘庄子的哲人风范，更着重刻画庄子的诗人气质，“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仅是泛泛的一个诗人。”这实在是精辟的识见！但文章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不在评价的准确，而在于理解的透彻，在于作者与古人心意的相通，在于将古人当作活人来写，君不见时下那种四平八稳、务求公允的传记，岂不可品味出本篇的生命力之所在吗？　【张永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