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的父亲母亲：相伴与分别（第8/9页）
玛莎似乎对母亲和其他人的脆弱充满了无限的同情；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她对母亲的处境充满同情。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她的到访为母亲带来了一种安宁感。不过，大多数时候，两人相处的时光都是十分愉快的。朱莉娅说，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母亲拒绝让维多利亚或其他老朋友登门拜访时，“她也总是问我，玛莎什么时候来看她”。
玛莎当然未曾领教过母亲的反复无常和颐指气使。她的那些小脾气，主要还是留给了我和照顾她的护工们。那些耐心的女士在照顾她的同时，也竭尽所能满足我父亲的需要，为他的余生带去些许欢愉。
[1] 联邦调查局试图破坏马丁·路德·金博士名誉的实例比比皆是，例如，可参见戴维·加罗于2002年7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联邦调查局与马丁·路德·金》（The F.B.I. and Martin Luther King）和威廉·萨菲尔于1975年11月20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
[2] 父亲把与特里夏·赫斯特面谈的对话都记录了下来。他在面谈中和面谈后都做了笔记。每次对话，都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手稿。后来，一份63页的打印文档将他的这些评论和想法都收录了进去。
[3] 父亲在帕特里夏·赫斯特一案中做出的警戒性声明内容如下：“未深入研究案件之前，我从不做出任何承诺。而我有可能提出的任何意见，也跟我的聘请方无关。在我看来，一个人发下说出真相，且只说真相的誓言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回溯性行为，并包括了对该事件的临床研究。”（摘自父亲1975年10月14日给联邦检察官詹姆斯·勃朗宁及其同事戴维·班克罗夫特的信。）
[4] 对帕特里夏声称从小受到虐待一事，我父亲称：“因为当时我并不在场，所以此刻无法说事实就是如此。那只是她自己对早年生活的印象……”随后，父亲又补充道：“她对童年的回忆是非常复杂的。她有宠物；从很多方面来说，她也备受宠爱，并享有充分的自由。”
[5] 我父亲的证词。美国联邦政府对帕特里夏·坎贝尔·赫斯特一案诉讼过程的官方记录被《帕特里夏·赫斯特案》（The Trial of Patricia Hearst）（旧金山：领英出版社，1976年）全文转载。
[6] 关于帕特里夏的画中没有壁橱这件事，被告方却只强调那几周她受到的伤害（帕特里夏称，她被绑匪关在那个小壁橱里的几周）。我父亲声明，她在画中指出了厨房、浴室、卧室和客厅的位置，她画了“两条线，两条对角线……表示那里有两扇前窗”。她说房间里有个大壁橱。打开壁橱的双开门，就可以拉出一张活动折叠床。“因此，她划出了那个存放折叠床的双开门壁橱。她告诉我，后来，绑匪大部分武器也存放在那里。”他说，她的画中没再出现其他更小的壁橱（可参见之前脚注提到的《帕特里夏·赫斯特案》，也可参见1976年3月16日的《旧金山纪事报》）。父亲与帕特里夏的五场面谈总共耗时约16个小时，在1976年1月22日的那次面谈记录中，我找到了一份帕特里夏所画房间平面图的复印件。那是幅非常简单的素描：她用大圆圈代表房间，用平行线代表窗户和那个存放武器的大壁橱。
[7] 帕特里夏在与阿尔文·莫斯科合著的《帕蒂·赫斯特：她自己的故事》（Patty Hearst: Her Own Story）（纽约：雅芳图书，1988年）一书中写道：“他从被告席上站起来，抓起一堆凌乱的笔记，我看见他的手在颤抖……并且满脸潮红。我想，他是不是在午饭时喝了酒……他的发言不到45分钟，但我惊恐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跟上他颠三倒四、支离破碎的发言时，那感觉真像过了一辈子似的。”也可参见1978年8月3日的《波士顿环球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