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的父亲母亲：相伴与分别（第5/9页）

4月末，父亲的信托律师告诉我，我的父母已经花光了他们毕生的积蓄。从这一天起，他们唯一的收入，除了可以继续领取的社会保障金，就只有马萨诸塞州心理健康部门发给父亲的那点微薄的退休金了。律师说，这两笔收入只够付房租和其他一些小额开支。只要他们还活着，剩下总共大约每月15000美元（即每年将近20万美元）的开销，便已无钱支付。这些开销包括：商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外的医疗费、其他相关的医疗支出（如两人都需要额外补充的专用营养剂），以及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开支——护工们的工资。

律师说，他发现我姐姐无法为他们提供支持。正如我所说的，她还有女儿要照顾。尽管她们长大结婚了，她还是竭尽全力帮助她们。除此之外，她也有其他需要负担的家庭开支和债务，这些我都已经知道。所以，相对她而言，我的情况要简单得多。

律师也说，他需要向我指出：如果我愿意把父母经济困难的情况上报，他们是符合公费医疗补助制度相关规定的。如此一来，把他们仍有经济价值的那些物品出售后，政府会出资为我母亲找一个疗养院，也能帮助我父亲重新回到疗养院。不过，他也说，他觉得我肯定不会接受这个建议。终于把父亲带回家后，还有什么念头能比再把他送回一个机构更令我不安的呢？而且，这一次，还得把我母亲也包括在内。

这些事情，我自然没有告诉母亲，但我知道，她一直对此心存怀疑。因为朱莉娅曾对我说过，她担心我要是一直从自己的积蓄中拿钱出来，如果我也像她和父亲一样长寿，之后或许就会陷入困境。那年10月，我的一本书眨眼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时，朱莉娅曾把它拿给母亲看，以证明我并没有处于贫困的边缘。朱莉娅说，这虽然稍微缓解了母亲的担心，但也只是暂时的，“接着，她又会开始担心……她总会不断地向我提起这个问题”。

母亲曾对朱莉娅说，她在“二战”期间为某个军事分支机构做过“调查员”（但她从未说过调查的内容是什么）。她也说，她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她跟我说起这事时，我实在忍不住想笑，”朱莉娅说，“我告诉自己，‘你最好还是相信这事！我想，她一旦决定刨根究底地追踪某样东西，是任何人或任何事都无法阻止的。’”

最近，我问了朱莉娅一个问题。把父亲带回家前，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这么多年来，母亲已经习惯了护工们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照顾她一个人。父亲回家后，会让她产生一种有人在跟自己竞争的感觉吗？

“起初，她是有些想争上一争的感觉。”朱莉娅说，“晚上，如果我正在卧室跟她聊天，我或许会抬头看看表，告诉她我得送药给你父亲。这时候，她就会说，‘你非得现在去吗？’我说非得现在去，因为这对你父亲很重要后，她便说，‘那你赶紧！动作快点！然后立刻回来。’”

“但一段时间后，情况就变了。我们聊天时，那件事会突然成为重点。她会抬头看看表，对我说，‘朱莉娅，我想你应该去给哈里送药了。’”

“我会说，‘谢谢你的提醒。’等我回来后，她会想知道你父亲是否又睡着了，或者是否感觉舒服。”

正如我所说的，父亲刚回家那会儿，母亲就开始叫他“宝贝”。但他在家中待了几个月后，朱莉娅告诉我，母亲有时谈起他时，会更温柔地唤他“哈里”。

“两种称呼她都会换着用。偶尔，她还会在入睡前决定起身去瞧瞧他，看他那儿的情况是否有什么变化。她会说，‘朱莉娅，带我去瞧瞧哈里。’于是，我便帮她下床，搀着她去他的卧室，然后放下他床边的栏杆，让她吻吻他的额头。之后，她会站在那，盯着他看上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