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祖母无名（第2/3页）

半天没说话的海姐终于开口了。她说：“这正巧了，我家也是一样，孙子要出国留学，他爹不同意，我同意。”

这下祖母说话了，一开口就高于一般老太太的水平。

她说：“我知道原因。我们这批老婆子，年轻时在上海都知道留学生是怎么回事。到了儿子一辈，中国和外国互相封锁，就不知道了。现在封锁解除，是该由我们把断线接上。”

海姐说：“我家孙子不让我接。他说，出去后就怕不能为我送终，就决定不出去了。”

海姐说完，屋子里又没有声音了。

海姐总是这样让人不喜欢，她这么一说，好像别家孙子出国都不如她家孙子孝顺。而且，送终不送终的说法，在这么一堆老姐妹的谈笑间又是那么不合时宜。

一位老太太站起来说：“时间不早，我要去做晚饭了，大家散了吧！”

众老太起身下楼，没有了来时的欢乐。

祖母没下楼，一个人坐着。见我送完老太太们回来，就叫我坐在她身边。

祖母直愣愣地看着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国？也是怕不能为我送终？”

我说：“您想到哪里去了。我不出去，是为了我自己。”

“怎么说？”祖母要我说明白。

我想了想，说：“打个比方吧。我们一直住在一个贫穷的村庄却无法离开。现在传来两个好消息，一是可以离开了，二是村庄有可能变好了，祖母，您会选择离开还是留下？”

祖母一笑，说：“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我在上海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又开始了苦读，时间长达七年。从古希腊、古印度开始，一点点往下啃，一共钻研了十四个国家的人文经典。其实，这项苦读我在文革后期已经悄悄开始，现在可以公开、大方地进行了。我从一家家图书馆借书，当时很多著作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翻着辞典一句句抠，不断地去请教隐居在上海街道间的老一代学者。到第七年，我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让我脱胎换骨的，有三十几位不同时代的智者，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 Paul Sat-tre）。有了他们，我对于在半山老楼接触过的中国古典，也有了新的认识。

我在这个过程中写成了四部学术著作，《世界戏剧学》、《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学》。

这些书出版时都遇到一个困难：撞上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几乎注定夭折。但是，八十年代毕竟是八十年代，一切思想障碍都能快速冲破。我正咬着牙齿准备坚守风骨呢，事情却已逆转。这些学术著作不仅一一出版，而且相继获得各种大奖，其中包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等。不久，我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一批著名老教授的合力推荐下，破格晋升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那就是说，我连一天“副教授”也没有做过。

更没有料到的是，国家文化部根据连续三次全院的“民意测验”，决定由我执掌学院。

我推辞了四个月，还是抗不住老师们的细磨慢劝，勉强答应了。同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为了破除“论资排辈”的顽疾，任命我为上海市中文专业兼艺术专业教授资格评审的负责人。

有一天，上海各报都刊登了一条消息，上海市有关部门为了表彰我的学术成就，给我连升两级工资。我们学院的教师还为此聚餐庆祝，但细问起来，是从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币升为八十七元。一位与我同年龄、同专业的香港教授对此深感惊讶，说他的工资是我的整整一千五百倍。我却为他担心，说：“这怎么用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