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全身的瓦片翻开，（第2/5页）

《各人》中除了内涵的幽默与孤独，还具有极强的画面感，拿杯子、喝茶、微笑、发表意见、走路、握手、下楼梯、挥手、披雨衣、逃走……一连串的动作，没有一个形容词。这让我想起了1998年梁晓明在回答新疆画家郭不关于诗歌与绘画的关系的提问：“我曾经想象和努力地去做到，诗歌就像舞蹈演员踮起的足尖，那足尖点在舞台上的一连串舞步便是诗歌，你由一个舞点不能彻底完全地领悟诗歌，因为它仅是一部分，你必须看完整个舞蹈，甚至整个舞蹈看完了，你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因为它并没有告诉你什么。注意：它只是引领你，暗示你，启悟你。你看完后，心中思绪起伏，却难以一言蔽之。成了，它就是诗。……当我看到肢体也有它自己的语言，而小虫子、凳子、椅子、灯管、手风琴、铲刀，所有的动植物，甚至各种器具都竭力地扭动起自己的身体、在竭尽欢乐的舞蹈时，我当时就想到，这就是我的诗。”

源于这样的理解，从1985年到1988年间，梁晓明创作了大量诗歌，成为当时中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歌唱米罗》、《读完圣琼·佩斯壁灯点燃窗前沉思》、《荡荡荡荡我躺在蓝天大床上》及《给加拿大的一封信》等作品被许多后现代主义诗歌选本所选用，并时常被理论家引用和论证。

在批评家刘翔发表在2005年10月13日《文学报》上的《诗人梁晓明》一文中，也谈到梁晓明的“超现实主义之旅”：

米罗式的“超现实主义”则帮助他发现神奇。这种神奇仿佛奇迹，可以把人从僵化的家庭、工作和社会环境中超拔出来。这是奔向太阳、月亮、外国和梦幻的力量，竭力挣脱枷锁，向上、向上飞去。在1987年秋天，晓明给我看了《告别地球》，这部后来被誉为“寓言式的组诗”，实是一部令人难忘的佳作，他一一拷问了这个地球上的各种光辉与价值，以及诗人最后的绝望和所要告别的他在这个灰地球中的命运。

当时，台湾诗人洛夫在他主编的《创世纪》中也大篇幅地介绍了梁晓明的诗作。而诗评家未末在一篇文章中更是把梁晓明的诗与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和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及洛夫的作品一起作为范例，作了以下评述：“整首诗（指《向米罗致敬，半夜我披着窗帘起飞》一诗）恍惚迷离，诗人打通了各个器官，听任想象力纵横驰骋，天马行空，诗境清新、明亮、天真、开阔，极富童趣和幽默感。‘我浑身的瓦片’，诗人把自己想象成一座房子，‘点亮着蜡烛’，意味着诗人周身透亮，开放了整个生命。抽象和具象并行不悖，都在愉快地舞蹈，从诗题中可以看到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米罗对诗人微妙的影响。”这样的评价，可谓是知音之言。

然而，在对梁晓明进一步阅读后，我们可以发现梁晓明除了平淡的一面，还存留着极强的理想主义心态。可以说，《各人》之外，梁晓明与“朦胧诗人”的区别更多的是技巧上的，在思想上，他与“朦胧诗人”有许多相通之处。“正如圣琼·佩斯反复赞美大海的传统、意志与广阔的未来，我始终迷恋于人性与人道生生不息的遭遇与活力。”（梁晓明：《披发赤足而行》序言）“披发赤足而行，便是这样在不断变化着的灵魂反映与生命遭遇的一个过程。我的诗歌哲学总是忍不住要落到快乐与希望的字眼上，我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最根本的理由。”（同上）创作于1989年的短诗《玻璃》是明显的例证。它的尖锐不亚于一把尖刀：

我把手掌放在玻璃的边刃上

我按下手掌

我把我的手掌顺着这条破边刃

深深往前推

刺骨锥心的疼痛。我咬紧牙关

血，鲜红鲜红的血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