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2/7页）

另一方面，从十岁在街头卖报时起，他常上奥克兰沿海湾的码头溜达。他爱上了海洋，好歹攒下了钱买了条旧的小船，在旧金山湾中航行起来。他勇敢大胆，和别的报童殴斗，并出入酒馆，结识形形色色的冒险家。罐头厂的苦活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他从热爱他的黑种保姆处借到了三百元，买下一条单桅小帆船，伙同一批同好，做起“蚝贼”来，第一夜出袭海湾中的私人水产养殖场，把抢到的东西在奥克兰码头上高价出售，就弄到等于罐头厂三个月工资的一大笔钱。他冒着被枪杀的危险，参加械斗，六个月内，威震海湾，成为“蚝贼之王”。当时他才十五岁。后来，渔巡队要他去当警官，酬劳是把违法者所交的罚款，半数归他。他先后干了近一年，因对上级贪赃受贿的无耻行径越来越不满，终于愤而辞职。一八九三年一月，搭“苏菲·萨瑟兰号”上日本、朝鲜、白令海去捕猎海豹。水手们欺他年小，他凭着口齿伶俐、英勇大胆，终于赢得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使他心里牢固地树立了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想，自以为是个体力方面的“强者”，凭他一身铜筋铁骨，定能从社会阶梯上向上爬。

但是冷酷的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在流浪中，他接触到很多因劳累过度弄垮了身体而被资本家一脚踢开的工人，明白等待着他自己的也将是这种命运。一八九四年六月，他在尼亚加拉瀑布城以“流浪罪”被捕，被判处三十天苦役。他在感化院内亲眼看到种种非人待遇，他明白自己正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只能听任资产阶级宰割。原来单靠一身铜筋铁骨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锻炼自己的头脑，成为脑力方面的“强者”，才能摆脱悲惨的下场。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早在他八岁的那年，伦敦一家住在牧场上，他就发现了“一生真正的爱好”：读书。老师给他的第一本书是华盛顿·欧文的《阿尔罕布拉》，但他大量接触的却是当时流行的廉价的浪漫小说和冒险故事。下一年，定居在奥克兰，他开始上公共图书馆，一本本地借阅，看得几乎废寝忘食。即使在做“蚝贼”、在东北亚捕海豹期间，他也时常把自己反锁在船长室或乘别人在水手舱内酣睡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吉卜林、麦尔维尔、左拉、福楼拜、托尔斯泰等的小说。出狱回加利福尼亚州后，一方面进中学接受正规教育，一方面把听到流浪工人提起过的《共产党宣言》借到手。革命导师的一言一语深深地打进他的心里，使他豁然开朗。他认识到，光是提高自己一个人来解决个人问题是不够的，社会上还有千千万万的被压迫的工人兄弟呢。他投身奥克兰的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参加讨论会，上街头、公园公开宣传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发现社会党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就主动参加工会运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成为火般热情的工人鼓动家。

他同时以惊人的毅力发奋学习，边打杂工边念中学，进预科学校拚命补习，一八九六年秋就考进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因父亲病重，念了一个学期就辍学。但他博览群书，诸如哲学、经济学、人类学、生物学、进化论等等方面的专著，无所不读。他从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著作中发现了达尔文主义。对于把“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生物界规律应用到人类社会而形成的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体系，他也衷心接受。他原来已自以为是体力和脑力两方面的强者，这时更在这种“白人优越论”中找到了理论基础。这样，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口号的马克思主义和歌颂英雄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就同时并存在他的思想深处。一直到死，他永远在两者之间摇摆、徘徊，始终没有解决这世界观中的基本矛盾。因此，等他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他的各个时期的创作中也反映出这两个方面：为强者压迫下的弱者请命，另一方面，美化、歌颂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