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令人感喟的友情（第2/2页）

苏轼被贬至岭南时，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等诗句，看上去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这种状态没有延续多久，章惇很快再度将苏轼贬谪，这次是让老朋友前往比惠州更荒凉的地方——海南儋州。以当时海南环境的险恶程度，这个决定无疑是要置苏轼于死地。

有意思的是，章惇的儿子章援居然是苏轼的门生，当初章援正是因为得到苏轼的赏识而获得功名。后来苏轼受诏北返中原，即将获得重任。这个时候，章惇失势了，章援去拜访老师苏轼。还没有见面的时候，章援很惶恐，不知道老师是否会念及与父亲的新仇旧恨，于是先写了一封信过去探一下口风。

苏轼很快回信告诉章援，自己与章惇相交数十年，虽然主张不同，但都是君子之争，叫他不要顾虑流俗人所言。但这个时候，苏轼也已到了风烛残年，病逝在北归路上，曲折的一生就此画上了休止符。

从大的方面看，苏轼和章惇的交往，实质上是北宋新旧党争的缩影。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说：“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柳先生的这番议论，说出了北宋新旧党争的一大特点，这应该是那场党争的性质。那些年的士君子，无论属于新党还是旧党，细看其为人，身上总有一种凛然的气质，让人不能轻慢。然而君子之争并不比小人之争好看多少，这场拉锯导致北宋元气大伤，让后人读史时徒生嗟悼之情。

从小的方面看，章惇尽管在后世颇获恶名，但并非奸人，他与吕惠卿那种奸邪之徒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观其在“乌台诗案”中营救苏轼这一举动即知。吕惠卿受到王安石的提拔，其后处心积虑陷害王安石，这种没有底线的事，并不见于章惇身上。《宋史》把章惇列入《奸臣传》，持论未免严苛。他疯狂打击苏轼，与他那促狭而刚愎自用的心性密切相关，因为苏轼貌似通达，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坚持心中原则的人，这两种心性互相碰撞，受伤的往往是坚守原则之人。

另外，我们在同情苏轼遭遇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在元祐时期，苏轼、苏辙兄弟对章惇的评价或弹劾，也是非常严厉的。总的来说，苏轼和章惇这段交往，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值得探究的内容，因为里面包含了这些重要的元素：人情之微、人心之险，以及人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