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相公的深情（第2/2页）

《礼记·大学》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按照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治国思想，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聚敛之臣。他当权后，使宋室“强中央、弱地方”的痼疾加深，其青苗、保甲诸法，令国家府库充实，但民生愈加凋敝；更有甚者，所进用的多为刻急严苛、寡情少恩之徒，这深度恶化了北宋吏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熙宁新法的施行，不独是王安石一人推动的结果。朱熹认为：“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比如张载以及程颢，最初都参与了推行新法。宋朝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双方“共定国是”是有宋一代不成文的“宪法”。因此，把新法施行全然归因于王安石一人，不属的论。

王安石的人格无可訾议，但北宋之崩溃又与其变法息息相关。月旦人物，固不能专事诋毁，但紧缩评判尺度，将有功于警戒后世。王安石遗祸国家，这点在后世史家中已有公论。近世求新求变之风盛行，对王安石的评价翻转过来了，大家都赞扬他勇于改革旧政，一时之间，他似乎成了一位良相。

如此宽容无度的做法，实在要不得。评价人物，贵能有一种严格、公正的眼光。在这方面，汉人的做法，足可仪刑百世。我们知道，汉代文治武功之盛，历代鲜能与之相比，但汉朝皇帝死后，却不是每人都能拥有庙号（带有“祖”“宗”的称呼）的，庙号只用来授予功业盛大的皇帝，西汉的皇帝中，只有四个人在东汉时仍然保留庙号：刘邦的庙号是太祖，谥号为高皇帝，《史记》称刘邦为“高祖”，后世遂沿用这一称呼；汉文帝刘恒，庙号是汉太宗；汉武帝刘彻，庙号是汉世宗；汉宣帝刘询，庙号是汉中宗。

汉景帝虽接续文帝的事业而成文景之治，但他引发吴楚七国之乱，激杀功臣周亚夫，因此死后就只有谥号而无庙号。这都可以让人看见汉人的不苟。然而南北朝以后，基本上每个皇帝都有庙号，于是无人不称祖，无人不称宗。尺度放宽，赠誉廉价，一如今天满大街的“国学大师”，名实相乱，只是徒添笑料罢了。

抛开政治业绩来看王安石的文学，则是另一番景象。王安石的诗，完全不为其政事所妨。在仕途上的数度起落，让他对世间百态更具洞察力。晚年他反思过往的人生，其诗益精，少年的狷介之性仍在，但那股悍然不为天下所动之气已内收不露。“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是这位孤栖老人落寞惶恐的生动写照，令人恻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