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作诗，如有神助（第2/2页）

人终归要回到大地。醒来后的欧阳修，或者迅速就写下了此诗；又或者，他是在完全清醒的时候写下这二十八个字的。但这已不重要。现实中的欧阳修，有着人们所能看到的春风得意的一面，但也有无边的无奈。从事业的角度来看，颍州的岁月，他算是浪费了。

颍州人至今仍以欧阳修为豪，这是欧阳修在荒废岁月里创造的价值。欧阳修也对这一块土地充满了感情。他一生八到颍州，在晚年致仕时，还上书皇帝请求定居颍州养老，并于这个地方逝世。

不是深情之人，不会有此举动。毕竟颍州在当时是一个落后的地方，连一个像样的郎中都没有。在一次与友人的书简中，欧阳修曾吐露过颍州的苦况：“自秋以来，老母卧病……郡既僻小，绝无医药，逮冬至之后，方得渐安。”这显然不是一个适宜退休官员待的地方。

那个时候，地方官有足够的余裕去治理一乡。谪官到来，蛰居待时，即使不为一乡谋福祉，也要考虑不使自己在去职后留下坏名声。对于古人来说，好的名声就是政绩。因为清议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声誉有瑕疵的官员。

正是由于人们对令誉的追求，滋润了古代中国的德治，养育了风雅文教。这是一项无与伦比的伟绩。今人抨击、嘲笑古人的德治，这是偏执之见。柳诒徵先生早就说过，从来就没有一个光凭道德就能治国的社会。

古人重视德治，然而何曾说过不需要法治？实际的情况是，在秦朝时期，中国的法制就已经很成熟了，然而秦朝还不是因为不得人心而导致天下大乱？古人重视德治，并非主张放弃法治，而是因为他们明白，如若人心坏掉，再绵密的法律也是枉然。

有时过于绵密的法制，甚至会危害社会的安全。《左传》所说的“国将亡，必多制”一语，在汉代险些应验。汉武帝时期，国家重税治国，人民苦不堪言。朝廷为了打击那些隐匿财产的富人，更是发明了“告缗”这一条法律，意即让人告发那些隐匿财产的人，没收隐匿者全部财产后，由政府与告发者平均瓜分。此外，“腹诽”这一荒诞的罪名，也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武帝后期，西汉社会矛盾丛生，幸得昭、宣二帝的调整，才免于亡国大难。

宋神宗熙宁时期，法制邃密，那些敢对新法议论的人，不是被治罪就是被放逐。之后不久的史实是，大宋一步步走向崩溃。很多时候，社会的乱象，不是靠绵密的法律就能根治得了的。当人不再畏惧清议，当风雅被击沉，法律有时只是飘舞在暴风中的一张白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