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的忧愤之音（第2/3页）

此诗首句力大，二、三联气势宕展，并未减弱，并且抑扬有致，但结句还是溢出苏轼的温良本色，他有怒意，但其实没有怨怼。罗隐写《黄河》讥刺当局，以“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作结，将怨意推到极致，韵致反而少了。苏轼“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以表面的淡逸遮盖内心的刚严，堪可回味。

苏轼这首七律，悍锐凌厉，非同凡响，迥异于他的大部分作品。在新法推行时，苏轼与刘道原有几首酬唱诗作，质量都很高。王文诰认为，“公此时真无可与语者，故与道原三首”。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窥见苏轼在当时的寂寥心境。

在那段不得意的时间里，苏轼还写了一首七律《和刘道原咏史》：

仲尼忧世接舆狂。臧谷虽殊竟两亡。

吴客漫陈豪士赋，桓侯初笑越人方。

名高不朽终安用，日饮无何计亦良。

独掩陈编吊兴废，窗前山雨夜浪浪。

“仲尼忧世接舆狂”，用了楚国狂人接舆唱歌以规讽孔子的故事，典出《论语·微子》：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次句“臧谷虽殊竟两亡”，典出《庄子·骈拇》，说臧和谷这两个人，在放羊的时候一个读书，一个赌博，都丢失了羊：

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孔子忧世、接舆佯狂，人生途辙不同，但都像臧和谷这两个人一样，都“亡羊”了，暗指自己和刘恕虽然济世的路径不同，但在新党的阻碍下，都起不了作用。

“吴客漫陈豪士赋”，用了事典：吴人陆机，因不满权贵齐王矜功自伐，写了《豪士赋》讽刺对方。苏轼在这里把刘恕比作吴客陆机，把其时的当路者比作齐王。

“桓侯初笑越人方”，用了扁鹊见蔡桓公事。先秦名医扁鹊数次见桓侯，都指出桓侯身患疾病，劝其早点治疗，不然将危及生命。桓侯不听，结果病亡。此处说的是当路者对刘恕的规劝置若罔闻。

“名高不朽终安用”，用了叔孙豹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说法，此反其意而用之，愤懑地说：所有努力都无补于世，即使名高不朽，又有什么用？

“日饮无何计亦良”，用的是西汉袁盎的故事。袁盎性情刚强，直言进谏，不见容于朝廷，遂出任吴国相。吴王骄横，吴国相并不好当。袁盎的侄子袁种于是劝袁盎多喝酒、少管事。《汉书·袁盎晁错列传》录有袁种对袁盎的这番告诫：

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丝（袁盎的字）欲刻治，彼不上书告君，则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丝能日饮，亡何，说王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

“独掩陈编吊兴废，窗前山雨夜浪浪”，此处“浪”字为平声，要读为láng，“浪浪”多用于形容流水声、泪流貌。

苏轼这首七律，和他的《和刘道原见寄》一样，是其少年绝唱。两诗都作于“乌台诗案”事发之前。在诗案发生后，他身陷牢狱四个月，一代天才受尽痛苦，《和刘道原见寄》一诗就是被有心人拿来诬陷他诽谤朝政的证据之一。苏轼因此险些丧命。脱险之后，他出贬黄州，诗文风格从奔逸转为老成。

那些以旷淡面貌示人的诗家，往往潜藏着刚强不可犯的气格。《和刘道原见寄》与《和刘道原咏史》这两首诗，是苏轼的忧愤之音，展现了他的刚劲气格。如今论者热谈苏轼如何乐观，却往往忽略了苏轼在面对雄强势力时敢于直撄其锋的勇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