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之哀（第2/2页）

此诗的讥讽，不只是针对汉代人，更是宋室，或者说是宋室中的主和派。主和派得逞，这里面有最高统治阶层的原因，正因为他们骨子里有偏安思想，才让主和派的意见得以见重于当时。尽管从功用的角度来看，主和派提出的意见也并非全是坏的，因为他们的策略在非常时刻能为大宋带来喘息的机会，但其害处，在于固实了社会各阶层的偏安思想，为祸是更长远的。

当然，贪图安逸的思想，并非统治阶层所独有。因为自汉代以来，上至统治阶层，下至平民百姓，都有一个不断文弱的过程。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一书里认为，在南唐时期形成风俗的妇女缠足，导致妇女身体孱弱，“所生子女，必不强壮”，这无疑影响了族群的基因，后人诟病此风，并非无理取闹。不过，后人把缠足之罪扣到儒家身上，则属不考史实的胡搅蛮缠，因为宋代大儒程颐的家乡，就是不缠足的异数之一。

柳诒徵先生还认为，高坐家具的盛行，使人“居处行动，皆求安适”。先秦时期，古人一般席地而坐，他们的坐姿与跪姿相差不远。即使当时有高的坐具，但并不通行。这种在今天看来不很舒适的坐姿，从侧面说明了古人的防患意识之强。是以先秦时期尽管各国纷争，应对起周边的夷狄来却游刃有余。嗣后人们的坐具逐渐增高，有了绳床、椅子、杌子，到了晋代出现了肩舆。人越坐越高，在舒服的同时，也渐变文弱了。在唐代，通常是年老或者生病的大臣才乘肩舆。然而在宋室南渡之后，官员都流行乘肩舆，就连乘车马的都很少了。如此士风，如何能抵御强敌？

这种由深远而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窘况，要靠一二贤人之力扭转颓局，其困难可想而知。但欧阳修并没有屈服。知其不可而为之，士君子所共通的一个可贵之处，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