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未必上乘，上乘未必有名（第2/3页）

唐宋诗指的是两种艺术风格，两者并不仅以时代为划分界线。宋诗胜在筋骨，唐诗优于风华。宋诗的源头可溯至杜甫、韩愈。宋人将杜甫与唐人对举，叶适《徐斯远文集序》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

叶适所谓的唐人之学，是英俊飘逸的诗风，与杜甫的沉郁顿挫相对。在唐代，诗名高者都具有英俊飘逸的特征，如王维、王昌龄、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杜牧，不一而足。相比这些人，作品风格沉郁的杜甫、深婉的李商隐，则显得“举眼风光长寂寞”。

到了宋代，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杜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王安石学杜，开宋代瘦劲雄直的诗风，其后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翕然宗杜，各有所得而成名。

要而言之，唐诗是春华，宋诗是秋实；唐诗如少年，宋诗如中年。

自宋以后，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唐宋诗孰优孰劣的争议。明代尊唐抑宋，降及清代，宋诗重光，尤其是到了晚清民国，执诗坛牛耳的同光体诸家，莫不深受宋人沾溉。

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里有这样一个片段：

苏小姐道：“我也是个普通留学生，就不知道近代的旧诗谁算顶好。董（斜川）先生讲点给我们听听。”

“当然是陈散原第一。这五六百年来，算他最高。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用地理名字来概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杜甫），王广陵（王令）——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梅尧臣）。二谷：李昌谷（李贺），黄山谷（黄庭坚）。四山：李义山（李商隐），王半山（王安石），陈后山（陈师道），元遗山（元好问）。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陈三立）。”说时，翘着左手大拇指。

董斜川“陵谷山原”这个说法的合理性，固是没有必要去深究的，因为若要论及唐以后水平高的诗人，还可加上一个方虚谷，即宋末元初的方回。但董斜川论诗推举陈三立、尊仰宋人，却是晚清民国推尊宋诗这一风气在小说里的投射。

唐宋诗不是非彼即此的两体，它们互相因依，人各依性情去涵咏即可，遇诗必分唐界宋，尊此黜彼，都很无谓。但不可不注意的是，明代尊唐抑宋，但明朝之诗与唐宋相比，几无足道，而晚清兼尊唐宋，却缔造了诗国最后的灿烂光辉。

高步瀛先生（1873-1940），河北霸县（今霸州市）人，受学于桐城大家吴汝纶，深于文章义法，其作《唐宋诗举要》着眼于骨力坚苍之作，这是诗的深切重大之处，高先生可谓直探诗之深曲。在选录的作品中，他给出了大量的考证和注解，点出作品的布局，此外还钞引了沈德潜、姚鼐、方东树、吴汝纶等名家的评语，这一部分尤具价值。

如杜甫的《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高先生钞引了方东树的评语：“前四句景，后四句情。一二碎，三四整，变化笔法，五六接递开合兼叙点，一气喷薄而出。收不觉为对句，换笔换意，一定章法也。而笔势雄骏奔放，若天马之不可羁，则他人不及。”（《昭昧詹言》卷十七）

这种高简的评点鞭辟入里，胜过今人不知多少篇鉴赏文章。至于点出“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是对仗，看似简单，却只有懂得作诗之人才能道出。

又如在刘长卿《经漂母墓》一诗的题注里，高先生钞引了《史记》韩信受漂母一饭之恩的记载，其后附注漂母墓所在地的古今异称。在注诗时，他尽量每句都点明来历，例如钞出《史记·范雎列传》“一饭之恩必偿”的记载，作为“昔贤怀一饭”的出处。诗末钞引了方回“意深不露”之评，并附上高先生自评：“大家咏古诗不屑屑于隶事，观此可见。”点出作意作法，起一语牖启读者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