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指责唐人张巡吃人吗？（第2/2页）

叛军如若攻破睢阳，下一步就是临淮。当时的临淮节度使贺兰进明，率重兵镇守该地。张巡因此派得力副将南霁云冒死出城，奔赴临淮向贺兰进明求助。但贺兰进明毫无出师救援的意思，只是每日与部下设宴作乐。《旧唐书》卷一八七：“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啮一指，留于大夫，示之以信，归报本州。”南霁云痛斥了贺兰进明一番，当着他的面咬下自己一根手指，以此作为对张巡的交代，然后重返睢阳与叛军死战。

近人指责张巡吃人是为了全忠义而丧失人道精神，进而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漠视生命。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从未鼓励过食人，有的是《孟子》这种在今人看来显得“迂腐”的告诫：“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在张巡之后，古人仍没有认为为了顾全国家就可以食人。张巡之事有着特殊的极端性，古人对他的颂扬，也只针对他的忠烈而非食人。其实，在唐代就不乏批评张巡的声音。《资治通鉴》卷二二〇：“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批评者的弦外之音是，张巡与其死守睢阳一地，导致食人惨剧，还不如率众弃城逃走，这样还能保全百姓。

但历史何以容得假设？当时城中将士疲乏，城外又敌兵重重，率众弃城则与送死无异。而且叛军凶暴，曾有屠城之举。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记载，叛将安武臣攻打陕郡，守将战死，安武臣屠杀了当地百姓。因此，即使是张巡向叛军投降，也不能确定可以保全睢阳百姓。

张巡义举惊世，但其食人之事，又没有任何合法性和正当性。读史、论史之难，就在于历史复杂，如何应对，是一个大问题。章学诚《文史通义》标举作史者应有史德，并推举“敬、恕”二义。刘咸炘先生的《治史绪论》说：“敬即慎于褒贬，恕即曲尽其事情。”其实何止是作史，读史、论史亦应有敬、恕之德。

一个人是轻薄抑或仁厚，往往在评议类似张巡这种人物及其事件上彰显出来。在这里，王安石显出了仁厚，做到了“敬、恕”二字，既曲尽了张巡守睢阳的详情，又谨慎而精准地下褒贬，赞扬张巡之刚烈，对其食人之事则不置赞语，但又没有回避此事，而是指出事件中更重要的问题：张巡浴血奋战，是为了保全江淮，而江淮兵将却不来救援。

“北风吹树急，西日照窗凉。”简约洁净的十个字，就包含了这么多曲折而重大的内情，诗人弃小取大，笔法极其高明。事实上，就王安石本人而言，他虽然施政刻急，受到不少訾议，但其人终是仁厚之士。比如苏轼与他曾经是政敌，但当苏轼身陷“乌台诗案”时，他仍恳切上书宋神宗为苏轼求情。

“志士千年泪，泠然落奠觞。”最后十个字，带出王安石对“西日照窗凉”之事所感到的悲凉和愤慨。全诗起得哀痛，结得悲壮，情感非常激烈，但又曲折达出。古今题写双庙之诗，皆得宾从此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