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愚不能诗（第2/3页）

宋代之后，诗家、论者都喜欢说学杜。人们对杜诗的铺天盖地的赞扬，这里就不多征引了。在这些赞美之词中，有不少说得玄乎其玄，仿佛杜诗的每一句都极好，每一首作品都极具深意。对于这些意见，其实是完全可以不必理会的，这是因为：懂的人，一句话就够了；不懂的人，即使说得唇焦舌敝，也不能击中要害。

历代的诗话，可谓汗牛充栋，该如何看待别人论诗之言？这时候，如果能够恪守这个原则，一定是没错的：论者本人要具备出色的创作能力，其对诗的意见才最值得寓目。我们知道，许多论诗之言之所以会让人看得云里雾里，根本原因往往是论者本人不会写诗。

要知道杜诗为何好，还需要回顾历史上那些非常擅长写诗之人的意见：

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苏轼《王定国诗集叙》

苏轼这个意见非常精辟。杜诗之所以好，源于杜甫其人的可贵，而杜甫其人可贵之处，就在“一饭未尝忘君”这几个字里。后人以今律古，批评苏轼的这个评论是矮化了杜诗，因为这个评价显得杜甫有点“愚忠”。

是的，这个“愚”字，已经被今天的“聪明人”弃如敝屣了。然而今人对杜甫“愚忠”不以为然的地方，恰恰是解读杜诗的最关键之处。

杜甫这个“愚”，并非真愚，而是一种“择善而固执之”的意念。他忠于唐朝皇帝，这是事实，然而他的本心是为天下苍生贡献力量，其所着眼之处，是整体大群的幸福而非一姓江山的得失，更不是在意自己一身的进退。在现有的人间秩序里，合法的李唐政府当然是最能帮助杜甫实现理想的地方，他心系李唐主政者的安危，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吗？

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无论社会怎样改变，杜甫身上这种对道义的向往与坚守，都是能够保育人群的伟大精神。如果一个群体竞相嗤笑杜甫的这种表现，无疑是以临难苟免为贵，以唯利是图为高，这样的人群一旦遭遇外患，其局面必然是人们各私其私，必不可能有人出来捍卫人群的利益，终将一败涂地。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里说：“《记》称《诗》之失愚，以为不愚固不能诗。”这句话非常深刻，只有深谙诗道者才能说出，可与苏轼上面那番话互相发明。这个表述，是章太炎接着《礼记》里的话而说的。《礼记·经解》这样说：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上面这段文字，详细谈了《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经之教及其得失。其中《诗经》能够培育人温柔敦厚的品性，不过如果温柔敦厚过头了，则使人近于“愚”，只有温柔敦厚而不愚之人，才是深明《诗经》精义者。

鱼和熊掌，从来都是难以兼得之物。在现实中，“温柔敦厚而不愚”之人，一定是少之又少的，因为这是一种接近至善的状态。《诗经》之教，当然不是导人通往愚蠢，章太炎在“《诗》之失愚”这句话后接上“以为不愚固不能诗”，意在强调：宁愿显得“愚”，也不能丢失了对道义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