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情慾孤独(6)（第2/4页）

陈凯歌的《黄土地》裡，那群生活在一个荒凉的土地上，像土一样，甚至一辈子连名字都没有的人，他们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相信活着是有意义的，或许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意义。然而，不管生命的意义為何，如果强把自己的意义加在别人身上，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我相信，意义一定要自己去寻找。

如果婴儿出世后，尚未接触到母亲前，就被注射一支针，结束了生命。那麼，他的生命有意义吗？存在主义的小说家卡繆（AlbertCamus）有过同样的疑惑，他在小说裡提出，如果婴儿立刻死掉，他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问的是生命非常底层的问题。

那个年代我们读到这些书时，感到非常震撼，群体文化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因為会很痛，你看到所有的报导都是那麼荒谬，是谁恶意為之的吗？不是，所以群体文化无法讨论「荒谬」这个问题，而存在主义则把它视為重要的命题。

拋开结局的束缚

卡繆的《异乡人》（Létranger）中，讲述的是在法国发生的真实事件，Létranger这个字中文译為「异乡人」，其实就是孤独者的意思。故事叙述法国青年对一个阿拉伯人开了六槍，被当成谋杀犯送进监牢，但所有的审判都与他开这六槍无关，而是举证他在為母亲守丧时没有掉泪，在母亲的丧礼上，他未依礼俗反而打了一个花俏的领带，以及在母亲丧礼后，他便带女朋友到海边度假，并发生性关系。诸此种种便成為他获判死刑的罪证。

行刑前，神父来了，告诉他要做最后的祷告和懺悔，灵魂还有机会上天堂。这个青年骂了一句粗话，说：「我就是开了这六槍，不要说那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翻这本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就会发现最后一章写得真是漂亮。青年的囚车在黎明时出发，看见天上的星辰，他说他从未感觉到生命是如此饱满，他忽然变成整部小说歌颂的英雄——从儒家和群体文化的角度来看，实在很难去认同杀人犯变成英雄的故事，这部小说在国外会得奖，但若是在国内，可能直至今日都无法获得肯定，因為它的内容违背世俗的标準。

在国内不会有人以陈进兴為主角，最后还把他写成英雄，然而，小说的好或坏，不是结局的问题，而是生命形式的问题。这个形式裡的孤独感、所有特立独行的部分，会让人性感到惊恐，应该有个小说家用文字去呈现他生命裡的点点滴滴。然而，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甚至觉得知道太多生命的孤独面，人会变坏。

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大人会说：「这本小说不能看，看了会变坏。」我认為，对人性的无知才是使人变坏的肇因，因為他不懂得悲悯。

在陈进兴这则新闻裡，我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他被槍毙后尸体送去摘取器官的过程，如果我要写小说，大概会从这一段写起。他对我而言，还是一个生命，而他在死亡，是生命与死亡的关系。我也要反驳群体文化中不知不觉的约束，使这些特立独行的议题无疾而终。

我用「议题」而不是用「主角」，因為我们总认為「主角」一定是个好人。记不记得小时候看的电影，常常会在最后结局时，出现一行字：这个人作恶多端，终难逃法网恢恢。后来我再去看这些电影，发现那个主角已经逃走了，只是在当时的观念裡，不加上这一句结尾，观眾不能接受，因為恶人要有恶报，好人要有好报。

如果我们用先入為主的善恶观去要求文学作品要「文以载道」时，文学就会失去过程的描述，只剩下结局。我从小受的作文训练就是如此，先有结局，而且都是制式的结局，例如过去连写郊游的文章，最后还是要想起中国大陆几亿个受苦受难、水深火热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