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密歇根州,1991年(第2/4页)
大伯对我伸出一只手,后来我很熟悉这个动作:像要拍我肩膀,或是死党之间玩笑性的一打。你也知道,男人的互动多半就是这样,不过伯父的动作不大,应该是不想太用力吓到我,或者他只是想试试我会不会靠近一点,让他有机会伸手抱我一下。
我知道大伯很努力适应有我在的日子。有好几次,他说:“我们一对单身汉……快活过日子,对吧?要不要去热火吃点东西?”好像那家小餐厅的菜就能够让人“快活过日子”。我们去吃饭的时候,通常坐对面,大伯会把一天发生的事情都说给我听:卖了多少瓶酒,要进多少货。我就一直安静坐着听。当然,我听进去多少其实不重要。大伯总有办法唱独角戏,讲个不停,只要醒着他就能一直讲。
“麦可,今天是不是要洗衣服了?你觉得呢?”
“该上工啦,麦可。开门才有钱赚,对吧?我得把店面弄干净,你先到后头坐着好啦!”
“麦可,该进货了,我们得去批发商那里一趟。既然要出门,干脆请几个小姐回来,大家开派对乐一乐,嗯?”
大伯会这样说个不停。我不管到哪里,都会碰到这样的人。人天生就爱讲话,碰到我,通常要花一分钟适应,不过一习惯,话匣子就打开了,一打开也就合不上了,天晓得什么时候会安静下来。
不过安静的人就不一样了。我通常会让他们很不自在,因为他们不能跟我比。我比任何人都要安静,不管人在哪里,出了什么状况,说到保持沉默,冠军非我莫属,绝无异议。我只会安静坐好,像不说话的家具。
好吧,现在我要自怜一下。放下笔,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这招每次都见效,不信的话你自己试试。下次被关在铁笼子里好几年的时候,就试试这招。话说回来,我不会拖着你回想我看过多少医生。所有的语言治疗师、心理医生我都看过。现在想起来,我应该是他们梦想中的特殊案例。不管谁看到我,我都是一样忧郁、安静、失落,顶着一头乱乱的鬈发,两只褐色的大眼睛看起来很悲伤。从意外发生以来,虽然我逃过一死,却再也没说过任何一个字。要是有适当的治疗、正确的指导、足够的关怀和了解、充分的鼓励,不管是医生、治疗师或心理医生,都觉得终究会找到钥匙,打开我受伤封闭的心灵。到时候我一定会崩溃大哭,他们就会把我抱进怀里,摸我的头发,告诉我以后一切都会很好。
所有的人都要我这样,每个人都是。相信我,他们什么都办不到。
每次去看过不同的医生,利托大伯就会得到不同的诊断,在回家路上还会说给自己听:“选择性缄默症”、“心因性失语症”、“创伤导致喉头麻痹”……到最后,全部都差不多。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就是决定不说话了。
只要别人知道我在卖酒的小店长大,就会问我被抢过几次。每次都是这样,绝无例外,这就是一般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答案是——只有一次。
那是我搬去跟大伯住的第一年,一个夏天温暖的夜晚,停车场空荡荡的,只剩下大伯的双色水星马奎斯轿车,车后面的保险杠还撞凹了一块。
那个人走进店里,很快绕了一圈,确定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他停下脚步,看到我站在通往后面的走廊。坦白说,当时我确实不应该在店里。我才九岁,而这家店卖酒。可是利托大伯也别无选择,起码晚上只能这样。我多半乖乖坐在后头的房间里,那是我的“办公室”,利托大伯是这样说的。四周堆满装酒的纸箱,大概有五尺高,还有一盏台灯。我每天晚上就坐在那里看我的漫画书。那些书多半是从街角的商店买来的,每天都这样,看到要回家睡觉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