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 第二部 第三章（第3/4页）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直到我听见传养老院院长，这才略微意识到了我所在的地方和我自己。他们问他妈妈是不是埋怨我，他说是的，不过院里的老人埋怨亲人差不多是一种通病。庭长让他明确妈妈是否怪我把她送进养老院，他又说是的。但这一次，他没有补充什么。对另一个问题，他回答说他对我在下葬那天所表现出的冷静感到惊讶。这时，院长看了看他的鞋尖儿，说我不想看看妈妈，没哭过一次，下葬后立刻就走，没有在她坟前默哀。还有一件使他惊讶的事，就是殡仪馆的一个人跟他说我不知道妈妈的年龄。大厅里一片寂静，庭长问他说的是否的确是我。院长没有听懂这个问题，说道：“这是法律。”然后，庭长问检察官有没有问题向证人提出，检察官大声说道：“噢！没有了，已经足够了。”他的声音这样响亮，他带着这样一种得意洋洋的目光望着我，使我多年来第一次产生了愚蠢的想哭的愿望，因为我感到这些人是多么地憎恨我。
问过陪审团和我的律师有没有问题之后，庭长听了门房的证词。门房和其他人一样，也重复了同样的仪式。他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就转过脸去了。他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不想看看妈妈，却抽烟，睡觉，还喝了牛奶咖啡。这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激怒了整个大厅里的人，我第一次认识到我是有罪的。他们又让门房把喝牛奶咖啡和抽烟的事情重复一遍。检察官看了看我，眼睛里闪着一种嘲讽的光亮。这时，我的律师问门房是否和我一道抽烟了。可是检察官猛地站起来，反对这个问题：“这里究竟谁是罪犯？这种为了减弱证词的力量而反诬证人的作法究竟是什么作法？但是，证词并不因此而减少其不可抵抗的力量！”尽管如此，庭长还是让门房回答这个问题。老头子很难为情地说：“我知道我也不对，但是我当时没敢拒绝先生给我的香烟。”最后，他们问我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说：“没有，只是证人说得对。我的确给了他一支香烟。”这时，门房既有点儿惊奇又怀着某种感激的心情看了看我。他迟疑了一下，说牛奶咖啡是他请我喝的。我的律师得意地叫了起来，说陪审员们一定会重视这一点的。但是检察官在我们头上发出雷鸣般的声音，说道：“对，陪审员先生们会重视的。而他们的结论将是，一个外人可以请喝咖啡，而一个儿子，面对着生了他的那个人的尸体，就应该拒绝。”门房回到他的座位上去。
轮到多玛-贝莱兹了，一个执达吏把他扶到证人席上。贝莱兹说他主要是认识我母亲，他只在下葬的那一天见过我一次。他们问他我那天干了些什么，他回答道：“你们明白，我自己当时太难过了。所以，我什么也没看见。痛苦使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大的痛苦。我甚至都晕倒了。所以，我不能看见先生做了些什么。”检察官问他，是不是至少看见过我哭。贝莱兹说没看见。于是，检察官也说：“陪审员先生们会重视这一点的。”但我的律师生气了。他用一种我觉得过火的口吻问贝莱兹。他是否看见我不哭。贝莱兹说：“没看见。”一阵哄堂大笑。我的律师卷起一只袖子，以一种不容争辩的口吻说道：“请看，这就是这场官司的形象。一切都是真的，又没有什么是真的！”检察官沉下脸来，居心叵测，用铅笔在档案材料的标题上戳着。
在审讯暂停的五分钟里，我的律师对我说一切都进行得再好不过，然后，他们听了赛莱斯特的辩护，他是由被告方面传来的。所谓被告，当然就是我了。赛莱斯特不时地朝我这边望望，手里摆弄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穿着一身新衣服，那是他有几个星期天跟我一起去看赛马时穿的。但是我现在认为他那时没有戴硬领，因为他领口上只扣着一枚铜纽扣。他们问他我是不是他的顾客，他说：“是，但也是一个朋友。”问到他对我的看法，他说我是个男子汉。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谁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问他是否注意到我是个缄默孤僻的人，他只承认我不说废话。检察官问他我是不是按时付钱，他笑了，说：“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事。”他们又问他对我的罪行有什么看法。这时，他把手放在栏杆上，看得出来他是有所准备的。他说：“依我看，这是件不幸的事。谁都知道不幸是什么。这使你没法抗拒。因此，依我看，这是件不幸的事。”他还要继续说，但庭长说这很好，谢谢他。赛莱斯特有点儿愣了。但是他说他还有话。他们让他说得简短些。他又重复了一遍说这是件不幸的事。庭长说：“是啊，这是当然。我们在这儿就是为了判断这一类的不幸。谢谢您。”仿佛他已尽其所能并表现了他的好意，他就朝我转过身来。我觉得他的眼睛发亮，嘴唇哆嗦着。他好像是问我他还能做些什么。我呢，我什么也没说，我没有任何表示，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拥抱一个男人。庭长又一次请他离开辩护席。赛莱斯特这才回到旁听席上去。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待在那里，身子稍稍前倾，两肘支在膝头上，手里拿着草帽，听着大家说话。玛丽进来了。她带着帽子，还是那么美。但是我喜欢她披散着头发。从我坐的地方，我可以感觉到她轻盈的Rx房，看得出她的下嘴唇总是有点儿发肿。她好像很紧张。一上来，人家就问她从什么时起和我认识。她说是从她在我们公司做事的时候起。庭长想知道她和我是什么关系。她说她是我的朋友。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她说她的确要和我结婚。检察官翻了翻一卷材料，突然问她是什么时候和我发生关系的。她说了个日子。检察官以一种漠不关心的神气指出，那似乎是妈妈死后的第二天。然后，他又颇含讥讽地说他不想强调一种微妙的处境，他很理解玛丽的顾虑，但是（说到这里，他的口气强硬了），他的职责使他不能不越过通常的礼仪。因此，他要求玛丽讲一讲我碰见她的那一天的情况。玛丽不愿意说，但在检察官的坚持下，她讲了我们游泳，看电影，然后回到我那里去。检察官说，根据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情况，他查阅了那一天的电影片目。他要玛丽自己说那一天放的是什么电影。她的声音都变了，说那是一部费南代尔的片子。她说完，大厅里鸦雀无声。这时，检察官站起来，神情非常庄重，伸出手指着我，用一种我认为的确是很激动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道：“陪审员先生们，这个人在他母亲死去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开始搞不正当的关系，就去看滑稽影片开怀大笑。至于别的，我就用不着多说了。”他坐下了，大厅里还是一片寂静。忽然，玛丽大哭起来，说情况不是这样，还有别的，刚才的话不是她心里想的，是人家逼她说的，她很了解我，我没做过任何坏事。但是执达吏在庭长的示意下把她拖了出去。审讯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