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衔树枝（第3/15页）

巴恩斯先生停了停，又接着说：“布伦特是那种私人生活中永远都不欠账的人，只在自己的财力范围内生活——不管他每年进账两分钱还是几百万都一样。他就是这类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也应该是这样的！没有昂贵的实验，没有狂热的开支用于乌托邦式的梦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又停了一下，“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下决心要赶走他。”

“啊。”波洛说。

巴恩斯先生点点头。“是的，”他说，“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当中有些是很好的人，长长的头发，期待的眼神，一心想着更美好的未来。另一些人呢就不太好，事实上是非常坏。他们留着小胡子，操着外国口音，整天鬼鬼祟祟。还有另一大帮恶棍之类的。这些人都认为：布伦特必须滚蛋！”

他把椅子微微向后靠了靠，然后又向前倾：“他们都想打破旧秩序！那些托利党分子，保守党分子，顽固派，还有那些精明多疑的商人，都是这么想的。也许这些人是对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你必须要清楚用什么来代替旧秩序——必须是切实可行的东西，而不只是听上去好听。呃，我们在这里也不必深究，反正我们需要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把支柱铲除，房子自然就倒了。布伦特就是一根这样的支柱。”

他又向前靠了靠：“他们是冲着布伦特去的，这个我知道。依我看，昨天上午他们差点儿得手。也许我错了，但是过去就有人用过，我是说这种手段。”

他停了下来，接着他谨慎地、轻声地说出了三个名字。一个是才干卓越的财政大臣，一个是有远见、有进步思想的企业家，还有一个是颇得民心、有希望的年轻政治家。第一个死在手术台上，第二个因为得了一种不知名的怪病，没有被及时诊断出来而死，第三个死于车祸。

“非常简单，”巴恩斯先生说，“麻醉师弄错了麻药。你看，这确实可能发生。第二个例子中，症状比较不明显。看病的医生只是个好心的全科医生，不能指望他诊断出病因。第三个例子是一个心急如焚的妈妈开车去接她生病的孩子。催人泪下的故事，陪审团宣判她无罪！”

他又停了一下：“事情都发生得非常自然，而且不久就被人遗忘。但是让我来告诉你这三个涉事人现在的情况。第一个麻醉师以个人名义创建了一所一流的实验室——不惜工本。第二个普通科的医生退休了，现住在布劳兹一座不错的房子里，还有一艘游艇。那个妈妈呢，现在住在郊外一座漂亮的花园洋房里，还有一个围场。她的孩子们不仅可以接受一流的教育，还可以在假日里骑马。”

他边说边慢慢地点着头。

“在任何职业任何行当中，都会有经不住诱惑的人。我们这个案件的问题在于莫利不是这种人。”

“您觉得事情是这样的？”赫尔克里·波洛说。

巴恩斯先生说：

“是的。要想接近一个大人物很不容易，你知道。他们都被保护得很好。汽车事故有风险，而且并不是每次都能得手。但是在牙医的手术椅上，人毫无防御能力。”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然后又戴上。他说：

“这就是我的推断！莫利不肯下手，然而他知道的又太多，所以他们必须把他除掉。”

“他们？”波洛问。

“我说的他们，是指这件事背后的那个组织。当然，具体下手的只是一个人而已。”

“哪个人？”

“这个，我可以猜得到，”巴恩斯先生说，“但我只是猜测，也可能不对。”

波洛轻轻地问：“赖利？”

“当然啦！他是最明显的一个。我想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要莫利亲自下手。他要做的就是在最后一分钟把布伦特推给他的搭档——突然不舒服之类的借口。由赖利来具体操作，于是就会出现另一桩让人遗憾的医疗事故——著名的银行家死了，抑郁的年轻牙医在法庭上瑟瑟发抖，楚楚可怜。然后很可能就会被轻易地放过。之后，他会放弃行医，以每年几千英镑的可观收入在某个地方安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