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的课时（第6/7页）

快走到那幢全是铁路工人住的房子的时候，我又放慢了步子。这时，我突然想到要为维勒做点什么。我想：我现在不走进屋子，而是反身折回教室，告诉老师，说：这个签名是真的，不好吗？没等我想好，忧虑已袭上心头：我已经被卷进这件倒霉的事情里了。我想，我不是个偶然的使者，小人物之类的角色，而是一个参与者、一个同犯。我的脚步更加慢了，越是快到那幢屋子跟前，步子越是慢了下来，我必须赢得时间，三思而行。经过精心思考编出一个完美无瑕且又解救自己的谎言之后，我决心已定，觉得这个想法天衣无缝。想到其结果，我承认，这一切已超出我的能力。放弃帮忙，不愿充当救世主，这不是明智之举，也不是出于惧怕其后果之考虑。这时，我脑海里又闪出一个妙计：回到学校去，向老师报告，说维勒家里没有人。你看，我连说这样的谎话都没有勇气。老师虽然会相信我说的话，但他也会问，你为什么在外呆了这么久呢？我一筹莫展，心里很过意不去地跨进了大门，喊了一声：维勒先生。一位住在楼上的太太用手指了指维勒先生的住宅，并说，维勒先生在外干活，他的夫人在家。我拾级而上，走进屋内，只见这屋子没有什么摆设，十分空旷，冷冰冰的，厨房里的味道很浓，有一股刺鼻难闻的碱液味或者肥皂之类的味道。我在楼上发现了维勒太太。她从厨房里急匆匆地走出来，见我就问什么事。当她听完我说的意思，是老师让我来了解奥托的成绩单的之后，她用围裙擦去手上的水，把我引进内屋，请我坐下，还问我要不要吃点东西，黄油面包片还是吃个苹果。这时我已经把成绩单从包里拿了出来，递到她跟前，并对她说：老师让我来问一声，成绩单上的签名是不是奥托的父亲的签名。起先她没听懂我问的话，我又重复了一遍，她很吃力地在听，还把签了名的那页递到自己的眼前。我悠闲地看着她，而她坐在椅子上，很长时间没动一下，死死地盯着本子看，半句话都没说。我也就这样看着她，发现奥托酷似他母亲，唯一不同的是母亲脸上没有腮腺炎。维勒太太脸色通红、显得很精神，这时她手里捧着小册子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动也不动，半天没说一句话。我仔细端详她许久，发现维勒太太的面容其实十分憔悴，人也显得很疲惫，正在衰老。过了一阵子，她把成绩本子搁在大腿上，用眼睛瞧了瞧我（或许应该说她想看我一下），这时，豆大的泪水从大大的眼眶里悄然地、一个劲儿地流了出来。她手里还拿着那个小册子，似乎想暗示我她还想继续看下去。正如我想说的那样，先前那些想法一下子在她面前冒了出来，都被她那内心的目光所俘获，带着悲哀和恐惧疾驰而过。由罪过走向邪恶，由邪恶走向法庭，由法庭走向牢房、走向绞刑架的念头也牢牢地攫住了我的心。

我和维勒太太面对面地坐着，心里感到很内疚，从像我这样的儿童的眼里看来，上了岁数的她，眼泪从她那红润的面颊滚下来，我企盼她会说些什么。久久的沉默无语是那么的难以承受。她还是一声不吭，只是坐着在哭。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无言的痛苦，禁不住首先打破了这种僵局。我再次问她，究竟是维勒先生亲笔写下自己的名字的呢，还是别的人干的。维勒太太的脸变得更加悲伤和痛苦，她不断地在摇头。我站起身，她也站了起来。我把手伸过去，她马上用暖暖的手紧紧地握住，握了很久。随后，她拿起那个不幸的蓝本子，抹去上面几滴泪水，走到一只箱柜跟前，翻出一份报纸，撕成两半，一半重新放回箱子里，另一半抖抖干净，包好本子。我不敢把本子塞进我的上衣口袋，而是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