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在桑德班斯（第7/9页）

在战争的瓦砾堆中，我发现了公平与不公平的关系。不公平闻起来就像是洋葱，那气味熏得你直掉眼泪。不公平那苦涩的气味控制了我，我回忆起歌手贾米拉俯在我的病床前——是谁的？叫什么名字？——在场的还有军队的“勋章”和“星星”——我的妹妹——不，不是我的妹妹！她——她说：“哥哥啊，我得走了，我得去为国家唱歌了。现在军队会照顾你的——为了我，他们也会这样细心地照顾你的。”她戴着面纱，但我闻得出在那金白相间的织锦缎后面她那包藏祸心的笑容，她隔着柔软的面纱在我眉心印了一个复仇的吻。接着，这个一向对爱她的人进行可怕的报复的女人走掉了，将我丢给了“勋章”和“星星”，任凭他们处置……在贾米拉的陷害之后我又记起了多年之前我在伊维·伯恩斯手里受到的排斥；还有流放，和野餐时耍的花招；以及使我的生活苦不堪言的所有那些数不清的荒谬的事情。这会儿，我为黄瓜鼻子、花面孔、罗圈腿、太阳穴上长角、和尚那样的秃顶、少了一截手指头、一只聋耳朵，以及打在我脑袋上使我麻木不仁的痰盂而万分痛惜，我放声大哭，但我还是想不起自己的名字，我反复说着：“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啊！”出乎意外的是，“坦克”阿由巴从他待的角落里走过来，或许是想起他自己在桑德班斯丛林里精神崩溃的事情吧，他在我的前面蹲下来，用他那只好胳膊拢住我的脖子。我接受了他的安慰，我伏在他衬衫上痛哭，但突然有只蜜蜂嗡嗡地朝我们飞过来。他蹲在地上，背对茅屋没有玻璃的窗户，有样东西嗖嗖地穿过变得过热的空气飞进来，他还在说：“嘿，‘佛陀’——好了，‘佛陀’——哎，哎！”他的聋耳朵嗡嗡作响，就像有其他的蜜蜂在叫，这时有什么东西叮了他的脖子。他喉咙深处嘎嗒响了一声，身子向前一扑，伏在我的身上。要不是阿由巴·巴罗克挡在我前面，杀死他的狙击手的这颗枪弹本来是会穿过我的脑袋的。他死掉了，却救了我的命。

忘掉过去所受的屈辱，把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搁到一边，既然避免不了就只好逆来顺受，我从“坦克”阿由巴的尸首底下爬出来。法鲁克呢，嚷道：“噢天哪噢天哪噢！”沙西德说：“真主啊，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枪能不能——”法鲁克又说：“噢天哪噢！噢天哪，谁知道那浑蛋藏在哪里呢——”但沙西德就像电影里的士兵那样，身体紧贴着窗户边的墙上。三个人是这样的姿势：我伏在地上，法鲁克缩在屋角里，沙西德紧贴着牛粪糊的墙。我们一筹莫展地等着，瞧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事。

没有再开第二枪。或许是狙击手并不清楚这个泥巴墙的茅屋里究竟藏了多少士兵，打了一枪就跑了。我们三个人躲在房子过了一夜又一天，阿由巴·巴罗克的尸首再不处置是不行的了。我们离开前找到了一把十字镐，把他埋了……在这之后，等到印度军队真正开来时，已经没有阿由巴·巴罗克这个人了，他有关吃肉的胜过吃素的理论再也派不上用场，没有阿由巴高叫着“咔当！咔当！咔噗！”杀上战场了。

也许这样倒好。

……十二月份的某一天，我们三个骑在偷来的自行车上，来到了一块地里，从这儿可以看见达卡就在地平线上。这块地里长的庄稼太奇怪了，那气味叫人恶心，我们再也没法骑在车子上了。我们赶紧下了车，免得摔下来，接着走进那块可怕的地里。

地里有个农民在捡破烂，他背上背了个大号的黄麻袋子，一边捡一边吹口哨。他紧紧抓住袋子的指关节发白，表明他心态坚定。他吹的口哨声音尖厉，却有板有眼，表明他兴致很高。口哨声在地里回响，声音从掉在地上的钢盔上反弹回来，又在塞满污泥的枪管中嗡嗡地叫着，不留痕迹地沉入到那些奇怪的庄稼散落在地上的靴子里。这种庄稼的气味，就像不公平的气味一样，熏得“佛陀”的眼睛直掉眼泪。这些庄稼都受到了某种不知名的灾难的打击死去了……它们大多数，不是全部，都穿着西巴军队的军服。除去口哨声外，能够听到的其他声音只是那个农民把捡来的宝贝扔进他那只袋子里的响声。有皮带呀、表呀、金牙齿呀、眼镜架呀、饭盒子呀、水壶呀、靴子呀。农民一看到他们就朝他们直奔过来，讨好地微笑着，花言巧语地飞快说了起来，他的话只有“佛陀”一个人听得见。那个农民解释时，法鲁克和沙西德只是茫然地望着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