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引流和荒漠[1]（第4/8页）

我这样说，仿佛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似的，事实并非如此。但是，那话题也得像其他的事情一样得挨个儿来。我现在身体还不够强壮，没法说那个故事。

在那段时候，乐观的毛病又一次像传染病蔓延了开来。与此同时，我的鼻窦发起炎来。奇怪的是，塔格拉山脊的失利反而增加了人们对战争的信心，乐观的心情像充气过头的气球一样迅速地（也是危险地）膨胀起来。而我的鼻腔呢，一直过分充血，这时再也支撑不下去，终于完全阻塞了。就在议员们大谈特谈“中国侵略”和“我们英勇牺牲的战士的鲜血”之时，我的眼睛里全是泪水。就在全国上下气壮如牛地鼓吹着，深信立刻就可以把那些小个子黄种人打得落花流水之时，我的鼻窦炎将我的面孔扭成一副怪相。这张面孔原先就怪，阿尤布汗看到了大吃一惊，瞪了好一会儿。乐观毛病一阵阵发作，学生们烧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模拟人像。乐观得头脑发热的人群攻击制鞋的、卖古玩的和开饭馆的华人。政府也乐观得按捺不住，甚至将具有中国血统的印度公民（如今称为“敌侨”）拘禁到拉贾斯坦邦的集中营里。比尔拉工业集团向国家捐了一个小型步枪靶场，女中学生开始军训。但我，萨里姆，却觉得像是要窒息而死似的。乐观的心情将空气搞得沉闷不堪，它就是不肯进入到我的肺里来。

乐观的毛病旧病复发，在最严重的受害者当中就有阿赫穆德和阿米娜夫妇俩。有新生的爱情作为媒介，他们立刻就感染上了，他们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狂热的群众运动当中去。当莫拉尔吉·德赛这位喝尿的财政部长发出“捐献首饰买武器”的号召时，我母亲捐出了她的金手镯和翡翠耳环。当莫拉尔吉发行一期国防公债时，阿赫穆德·西奈认购了一大堆。仿佛战争给印度带来了新的黎明。《印度时报》上刊载了一幅漫画，题目是“与中国开战”，上面画着尼赫鲁望着一张分别标有“情感积分”“产业秩序”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曲线的图表，大声嚷道：“真是空前的好！”我们——整个国家、我的父母和我——在乐观的海洋中漂浮，盲目地朝暗礁漂去。

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喜欢类比。每当我们发现在显然是毫无关系的这一件和那一件东西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我们总是高兴地拍巴掌。这是民族对形式的渴望——或者只是表明我们内心深信在现实的内部隐藏着形式，意义只是在一瞬间才表现出来。我们所以容易受到征兆的影响，其原因盖出于此……例如：当印度国旗第一次升起时，在德里那块田地上出现了一道彩虹，一道橘黄色和绿色的彩虹，我们觉得受到了上天的保佑。我就在这种类比中出生，发现这种心理时刻跟踪着我……就在印度人盲目地滑向军事上的灾难之时，我自己的一场大灾难（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也很快就要降临了。

《印度时报》上的漫画说到了“情感积分”，在梅斯沃德山庄存留下来的最后一幢房屋白金汉别墅里，情感积分从来没有这么高过。阿赫穆德和阿米娜就像两个整天在谈情说爱的年轻人一样。就在北京《人民日报》抱怨“尼赫鲁政府最后扔掉了不结盟的外衣”时，我和我妹妹都没有抱怨，因为多年以来我们第一次不用在父母亲的战争中假装不结盟。无论战争会使印度怎样，在我们这座二层楼高的小丘上已经停止了敌对行动。阿赫穆德·西奈甚至同瓶中精灵每夜进行的斗争也停止了。

到十一月一日——《印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进攻》——我的鼻腔处在极大的危机状态中。虽然我母亲逼着我每天使用维克斯牌鼻通，并且将维克斯牌油膏溶化在水中加热，倒在碗里，再要我用毯子蒙住头吸蒸汽，我只好照办，但这对我的鼻窦完全无效。也就是这一天，我父亲朝我伸出双臂，说道：“过来，儿子，过来，让我亲亲你。”我快乐得几乎发晕（也许乐观的毛病最后也传染到我身上），让自己被他按在他松软的肚皮上。但是，在他放开我时，我的鼻涕弄脏了他的丛林夹克衫。我想就是这件事最后导致了我的垮台，因为那天下午我母亲开始出击了。她打了个电话，骗我说这是打给一个朋友的。正当印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攻势的时候，阿米娜·西奈在谎言的掩护下策划着让我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