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吐痰入盂（第2/9页）

……博多肯定也渗透到我的心里。随着历史从我这个全是裂缝的身体里喷薄而出，我的“莲花”不声不响地渗透进来，这其中有她务实的态度，她那似是而非的迷信观念，她对神话传奇那种自相矛盾的爱好——因此，我下面来讲一讲米安·阿布杜拉之死的故事就恰到好处了。那注定要倒霉的哼哼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传奇。

……博多是个大方的女人，因为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她总是待在我身旁，虽然我没法帮她多少忙。对啦——在我开始讲纳迪尔汗的故事之前我再要提一下——我没法像个男人。尽管博多施展出各种各样的本领和技巧，我还是没法渗到她身体里去。她把左脚放在我的右脚上，用她的右腿勾住我的腰，抬起头凑到我脸上，柔情地低声撩我。她还凑在我耳朵上说：“现在你东西写完了，让我们瞧瞧有没有办法叫你另一支铅笔也管用！”尽管她试了又试，什么法子都用上了，可我还是没法吐到她的痰盂里面去。

忏悔得够了。还是向博多的“接下来出了什么事情”的压力屈服，同时记住能为我所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现在就从红药水跳到一九四二年来吧！（我也急着想让我的父母快点儿见面。）

似乎是这么一回事：那一年晚夏我外公，阿达姆·阿齐兹大夫染上了一种极其危险的乐观毛病。他骑着自行车在阿格拉到处转悠，嘴里刺耳地吹着口哨，尽管吹得不好，可他是满心快乐。染上这种毛病的绝不只是他一个人，因为尽管政府当局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它扑灭，但那一年这种恶性的疾病在印度全国各地爆发了，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才有可能防止它失控。在康瓦里斯路路口卖蒟酱卷的铺子门口的那些老头儿一边嚼着槟榔，一边怀疑这是个骗局。“我已经活了两辈子那么长了，”年纪最大的一个说道，由于那么多的年头在他的声带周围互相摩擦，他说话的声音就像旧收音机那么吱吱咯咯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许多人在这样糟糕的时候这么快活，真是鬼迷心窍了。”那确实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病毒——照理说单是天气对它的繁殖就很不利，因为雨已经显然不会来了。地面迸裂，路边全是尘土，有几天连十字路口的柏油路面都裂了宽宽的口子。在蒟酱卷铺子里嚼槟榔的人谈起预兆来，他们一边玩着吐痰入盂的游戏，让自己消消气，一边猜测不知有什么怪物会从地上的裂口里面冒出来。他们提到了无数个叫不出名字的东西，只有天晓得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有天下午，一个锡克人从自行车修理铺子里出来，显然是因为天热，便把头巾从头上脱掉，这时他的头发却无缘无故地突然直直地竖立起来。更烦人的呢，是缺水缺到了这种程度，连送牛奶的都找不到干净水来兑到牛奶里去了……远处，又在打一场世界大战。在阿格拉，天气越来越热。但是我外公还是吹着口哨。在这种环境下他还这样吹口哨，蒟酱卷铺子里的老头儿觉得很是糟糕。

（我呢，也同他们一样，吐着痰，不受裂缝的影响。）

我外公双腿跨在自行车上吹着口哨，那只皮包就夹在后架上。尽管他鼻子有点难受，他还是噘着嘴唇。尽管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了，他胸口那块青紫的伤痕还是不退，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好兴致。空气从他嘴唇间冲出来，变成了声音，他吹的是一首德国的老歌《圣诞树》。

传染性的乐观病起源于一个人，他的名字米安·阿布杜拉只有记者才使用。对其他的人来说，他是哼哼鸟，这种动物不可能不存在。“变戏法的成了魔术师，”记者写道，“米安·阿布杜拉出生于德里著名的江湖艺人的聚居区，如今却成为印度千百万穆斯林人的希望。”哼哼鸟是自由伊斯兰协会的创始人、主席、统一者和推动力。一九四二年，在阿格拉的阅兵场上竖起了帐篷和检阅台，自由伊斯兰协会的第二次年会要在这儿举行。我外公这年五十二岁，由于年龄和其他的烦恼事情，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在他路过阅兵场时又吹起了口哨。这时候他骑着自行车绕过街角，喜气洋洋地拐来拐去，从牛粪和小孩子当中穿行……在另外一个时间跟地点，他告诉他的朋友库奇纳西恩王公夫人说：“我本来只是个克什米尔人，算不上真正的穆斯林。可那天我胸口上挨了这么一下，它使我变成了印度人。我仍然算不上是真正的穆斯林，但我全心全意支持米安·阿布杜拉，他的奋斗也是我的事。”他的眼睛仍然像克什米尔的天空那么湛蓝……他回到家里，尽管他眼睛里闪烁着心满意足的神色，但不吹口哨了。因为在院子里面，带着一大群恶狠狠的鹅一起等候他的是我外婆纳西姆·阿齐兹那气鼓鼓的面孔。他当初一片一片地爱上了她是个错误，如今这一片片的东西已经合成一体，成为一个可怕的人物。她一直有一个古怪的称呼，那就是“母亲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