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第2/9页）

瞧我当年这后娘脸，这让人为难都不自知的劲儿，不知道她是怎么忍过来的。

两天后，我在台东门跟老范、老郝告别：“你们都回去吧，再也别来了。”她俩想说什么，我止住了：“你们要在，我更不好过，走吧。”加上当天有点夕阳。战场上掩护战友先撤似的。

日后汪汪说：“你会有那样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你坚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让自己软弱下来，对人好又不知道怎么表现，有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可笑呢。”

我横下心，不折腾，一切按惯例来，这样最简单，因为我连采访都不会了。按“新闻调查”的习惯，每采访一个人，坐下来问个二三十分钟还问不完。可人家是晚上的新闻节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话。我这儿问半天，节目根本来不及。

后来编导也没办法，写了张纸让采访对象念。我握着话筒，站在那儿举着。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枪，然后再在那个洞上画一个靶子，效果是一样的。”

我拖着话筒线，蹭着地，踢里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现场摄像，穿件户外装，手里攥俩核桃，到哪儿都揉着。他不太爱说话，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车的时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丧，忽然开口说：“要不送你俩核桃吧，时间长了，磨圆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记里写：“今天傍晚柴静完成采访回来，看见我第一句话问：‘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么了？’”

“她不肯说。不说就不说吧。这几天，柴静的脸色活泛多了。虽然有时会悄悄地叹气。但不管什么情况，跟人说话总是神色和悦，有时还会反过来安慰别人。”

她写：“但我宁可听别人发火，也不愿意听她叹气。”

我出溜了，放弃采访，演播室也不弄了，随同事自己采，我找个人民大会堂的中心位置，对着彩旗昂首阔步录完一个串场，卸妆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来北京陪我们姐妹一阵子，我跟我爸去给他的电动自行车上牌照，但当时在北京挂牌，发票除外，还要暂住证。我本以为办暂住证带上个照片和身份证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还需要房主的户口本。可房东住在丰台，去一趟太远。

我爸说：“算了。”

我妈说：“还是去吧，听说零八年外地人没有暂住证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头有点倔：“那我不出门了。”

再劝。

他起身去卧室了：“我回山西去。”

妈在择韭菜，半天不作声，忽然说了一句：“其实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后医保在家里，还得回去住院。”

我爸老说要回山西，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说，但我知道，他总觉得应该再去挣挣钱。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违法违规，要让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点的城区，有一套小点的房子，得多少年。这是身为人子的责任，但父母总觉得孩子的负担太重，心里不安。

在家闷着。台里给我开了一个两会的博客，我看看留言。一个出生在贫闲家庭的人，母亲有精神病，不能干活，父亲把他带大，九五年，他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打工赚钱，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亲也接来。日子还没过上多久，父亲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换肝，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万元的手术费，就算手术成功，以后的几年中，每个月还得准备八千元护肝费。

他写：“面对巨额的手术费，我眼睁睁地看着把父亲从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号的早上，当护士拔去父亲手上的针头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几乎可以说是爆发出来的。为了不让父亲看到我痛苦的样子，我几乎咬破了嘴唇，目的就是要止住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