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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我只是讨厌屈服(第4/8页)

两天后,一群成年人穿着迷彩服,站在盛夏的大太阳底下练向左向右转,我扎着一块鲜红的头巾,老郝在枪上别朵野花,我俩吊儿郎当地站着,把军体拳打得妖风四起。半夜还要拉练,让把被子打成豆腐块背在身上,我这辈子也没这么叠过被子,破罐破摔地坐在床上,被子往身后一堆,心一横等着来检查。

连长来了:“怎么没叠?”

我说:“不会。”

对方没不高兴,反倒乐了:“我给你叠。”

我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孩子气。张洁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只是喜欢那种整整齐齐的理想主义朝气,也只有他能容许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了篇文章,写美国有个新闻人克朗凯特,小的时候刚转学到一个学校。老师问:“二乘二等于几?”“四。”他很积极,第一次举手回答。

“不对。应该答什么?”

“四。”他肯定自己是对的。

“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女教师说。

他站在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

下课铃声响了,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来了?”他承认没有。

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四,夫人。’”克朗凯特在七十年之后写道:“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

老郝和我又出发采访全国牙防组被诉一事。

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他调查发现牙防组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却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起诉一年多,未果。他曾经怀疑这会像之前他提起“进津费”、“进沪费”等诉讼一样不了了之。

但二〇〇六年二月,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上海提起诉讼,他称之为声援。于是媒体再一次掀起报道热潮。一篇接一篇的追踪,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全国牙防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二〇〇七年,全国牙防组被卫生部撤销。

李刚说他非常意外:“不在预期当中。”

“为什么?”

他说:“因为老百姓在向强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但这次不同,如果没有结果,也许会是不停止的诉讼和报道。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师和记者,还有那些买了报纸,打开电视,关注这个消息,打电话去牙防组询问的普通人。

我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篇博客,叫《我只是讨厌屈服》。留言里听到了很多声音,有人说:“为什么许多人都选择屈服?因为他们觉得投入太多,收获很少或根本没有。”

也有很多人在博客里留言:“说话,真不容易呢,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却希望其他人都能做个公民,这样才会有人帮我们争取更多的利益、权利……”

还有人说:“在国家垄断企业面前,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为什么没有自信?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有部电影叫《飞越疯人院》。麦克默菲是一个装疯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流浪汉。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安排下统一按程序打针、服药、聊天。但他不肯。进行例行心理治疗的讨论时,他建议将白天的日程换到晚上进行,因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要求的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

麦克默菲说:“小小的改变没有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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