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第2/3页）

二

秋后又迁居，自华西坝南端左边第一家，迁至偏右之第二家。前居一幢三楼，由余一人独占。后居一幢只二楼，楼下一家亦华籍教授，仅夫妇两人，与余同迁入。前居则让新来一西籍教授之有多人眷属者。旧随齐鲁研究生诸人皆散去，独华西大学毕业一女学生黄淑兰相伴。淑兰有夫不在川，有一女在近县读中学。淑兰前在天津女师与余姨妹张一飞同学，极相善。来华西大学读教育系，兼学绘画，山水翎毛皆工，又善二胡，能拉刘天华诸曲。余来华西坝，遂来从学。余病惟彼乃一女生，常侍在侧。

及迁后居，屡逢空袭，每在傍晚。晚餐后，离坝至荒郊，躲一两时始归。入冬一晨遇骤寒，胃疾又作，较春初更厉。入华西医院，诊为十二指肠溃疡。卧院旬日始归。时适日军破长沙入广西，后方惶恐，多谋逃避。相识者皆来医院访问，欲偕余同逃。余告以军情不如此之急，可且观望。米价骤跌，不妨暂趁廉价收购。或信余言，皆得薄利。

余出医院后，遵医嘱，日进流质，薄米粥、鸡蛋汤、羊奶、豆浆、麦片、藕粉如是之类，每两小时进一餐，每日六餐或七餐。初则长日卧床，稍后可室内小坐，又稍后在室外东廊下躺藤椅上晒日光，又稍后可在园中菜畦间散步，如是亦几半年。遇精神佳，阅书消遣。

偶读胡适之《论神会》诸作，不禁操笔为文，写《神会与坛经》一长篇，投寄《东方杂志》。抗战胜利后，又去昆明续读《智圆书》。及在香港，又续读《宝志书》及《少室逸书》等。及迁居台北，又读《宗密原人论》诸书，更读铃木大拙书。络续为文，皆一意相承，收在《学术思想史论丛》之第四集。此实为治禅史及理学史思想传递一大公案。而天台华严两宗，亦时于言外旁及。余昔曾屡促锡予为初唐此三大宗作史考，锡予未遑执笔。余此诸文，前后亦历三十年之久，惜未获如锡予者在旁，日上下其议论也。余初撰《神会》一文时，陈寅恪亦因目疾偕其夫人迁来成都休养，余虽常与晤面，但因两人俱在病中，亦未克与之讨论及此。迄今以为憾。

三

余撰《神会》一文外，又旁论及于当时政治问题，投寄重庆《大公报》，得六七篇。又兼收在赖家园旧作八篇，辑为一编，名《政学私言》，付商务出版。一日晨，方出门去上课，梁漱溟忽来访。余告以正值有课，漱溟曰，无妨，我来成都小住有日，并暂居君之隔邻。遂约隔一日晨再面。余又返室，取《政学私言》一册与之，曰，君倘夜间得暇，可试先读此书。隔一日晨，余遂访之于其寓。漱溟告余，此来有一事相商。彼拟创办一文化研究所，邀余两人合作。余即允之，问此事将于何时开始。漱溟曰，顷政府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俟此事获有结果，当即进行。又曰，君之《政学私言》已读过，似为政治协商会议进言也。余曰，不然，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求必从，则舍己田耘人田，必两失之。君欲作文化研究，以倡导后学，兹事体大，请从今日始。若俟政治协商会议有成果，则河清难俟，恐仅幻想耳。漱溟闻余言，大不悦，起座而言曰，我甚不以君言为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今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对峙，非为结合，他日国事复何可望。余曰，君言固是，亦须有缘。君其为父母之命乎，抑仅媒妁之言乎。今方盛倡恋爱自由，君何不知。漱溟怫然曰，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余两人遂语不终了而散。

抗战胜利后，余返苏州，任教无锡江南大学，曾于京沪车上两晤漱溟。时漱溟居沪，常往返京沪间，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先一次告余，每忆君在成都所言，此事诚大不易，兹当勉姑试之，不久或知难而退矣。第二次，车厢中乘客挤满，无坐位。行过两厢，忽睹一空位，余即赴坐，乃旁坐即漱溟也。瞑目若有思，余呼之，漱溟惊视，曰，君来正佳，我此去坚求辞职矣。语不多时，余即下车。不久乃闻漱溟又去重庆。后余至广州，不忆遇何人告余，已去函重庆促漱溟亦来，乃不意其后溟竟去北平。京沪车上之最后一面，则犹时时在余之心目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