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北京大学（第4/17页）

时国民政府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虽亦遵令办理，但谓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故北大中国通史一课，乃分聘当时北平史学界，不专限北大一校，治史有专精者，分门别类，于各时代中各别讲授。历史系主任及助教两人，则随班听讲，学期学年考试出题阅卷，由彼两人任之。余亦分占讲席，在讲堂上明告诸生，我们的通史一课实大不通。我今天在此讲，不知前一堂何人在此讲些什么，又不知下一堂又来何人在此讲些什么。不论所讲谁是谁非，但彼此实无一条线通贯而下。诸位听此一年课，将感头绪纷繁，摸不到要领。故通史一课，实增诸位之不通，恐无其他可得。乃有人谓，通史一课固不当分别由多人担任，但求一人独任，事亦非易。或由钱某任其前半部，陈寅恪任其后半部，由彼两人合任，乃庶有当。余谓，余自问一人可独任其全部，不待与别人分任。一九三三年秋，北大乃聘余一人独任中国通史一课。于是余在北大之课程，遂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及通史之三门。学校又特为余专置一助教，余乃聘常来北大旁听之学生贺次君任之。

自余任北大中国通史课，最先一年，余之全部精力几尽耗于此。幸而近三百年学术史讲义已编写完成，随时可付印。秦汉史讲义写至新莽时代，下面东汉三国之部遂未续写。余之最先决意，通史一课必于一学年之规定时间内讲授完毕，决不有首无尾，中途停止，有失讲通史一课之精神。其时余寓南池子汤锡予家，距太庙最近。庙侧有参天古柏两百株，散布一大草坪上，景色幽茜。北部隔一御沟，即面对故宫之围墙。草坪上设有茶座，而游客甚稀。茶座侍者与余相捻，为余择一佳处，一藤椅，一小茶几，泡茶一壶。余去，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余于午后去，必薄暮始归。先于开学前在此四五天，反复思索，通史全部课程纲要始获写定。

此课每周四小时，共上两堂，每堂两小时。余于开学后上课前，必于先一日下午去太庙，预备翌日下午上堂内容。主要在定其讲述之取舍，及其分配之均匀。如余讲上古史，于先秦部分本极详备，但讲通史则不多及。又如余讲近三百年学术史，牵涉甚广，但讲通史则只略略提到。必求一本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一从客观，不骋空论。制度经济，文治武功，莫不择取历代之精要，阐其演变之相承。而尤要者，在凭各代当时人之意见，陈述有关各项之得失。治乱兴亡，孰当详而增，孰宜略而简，每于半日中斟酌决定明日两小时之讲述内容。除遇风雨外，一年之内，几于全在太庙古柏荫下，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能于一年内成其初志。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罗并包，成一大体。

下及第二年，余遂可不复至太庙古柏下，然亦随时随地不殚精思，于每一讲之内容屡有改动。又增写参考材料，就《二十四史》《三通》诸书，凡余所讲有须深入讨论者，缮其原文，发之听者，俾可自加研寻。然此工作迄唐五代而止。因史料既多，学生自加研寻亦不易，此下遂未再续。所发姑以示例而止。

中国通史乃文学院新生之必修课，亦有文学院高年级生及其他学院诸生，复有北平其他诸校生，前来旁听。每一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满。有一张姓学生，自高中三年级即来听课，余在北大续授此课，前后凡四年，张生每年必至。余又在西南联大续任此课两年，张生亦先后必至。余知前后续听此课历六年之久者，惟张生一人。彼告余，余之每年任课所讲内容不断有增损，而大宗旨则历年不变。彼谓于余历年所讲变动中，细寻其大意不变之所在，故觉每年有新得，屡听而不厌。如张生亦可谓善用其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