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第2/4页）

他的行为举止中有某些特别的东西。一种张力。我的目光落到他身上的那一刻，我就想：“啊哈，他在寻找什么？”

我对热爱真相的人一点儿也不反感。只不过他们都是很无趣的共事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总爱探究“说谎”与“诚实”的问题。这自然会让我恼火。但是，倘若他们不打扰我，我也不会伤害他们。

我不讨厌热爱真相的人，但我讨厌真相本身。和一个故事相比，真相里包含着多少援助和安慰作用？在漆黑的午夜，当大风像一只狗熊那样在烟囱里咆哮，真相有什么好处？当闪电袭向卧室墙壁上的阴影，当绵延的雨水拍打窗户时，真相有什么用？没有用。当恐惧和寒冷让床上的你变成一具雕像时，不要指望没有血肉的生硬真相会给予你帮助。在那样的时刻，你需要的是一个故事所能带来的充分慰藉。一个谎言所营造的那种抚慰人心的安全感。

当然，有些作家不喜欢被访问。采访让他们生气。“同样的老问题，”他们抱怨说。好吧，他们在指望什么？记者是受雇佣的文人。我们作家才是名副其实的文人。记者总是提出同样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同样的老旧答案，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说，编故事，是我们用来谋生的手段。所以每年我都会接受许多次采访。一生接受了数百次采访。因为我从来不相信天才需要远离别人的视线才能取得成就。我的天才不是一件脆弱的物品，新闻记者的脏手指不会让它畏缩。

早年，他们常常试图挑我的错。他们做调查，口袋里装着一星半点真相来访问我，他们算好时间拿出准备好的资料，指望能吓唬住我，使我透露更多真相。我必须小心谨慎。一步步将他们引向我所期望的方向，用我的诱饵轻轻地吸引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将他们引向一个比他们原来所关注的更美妙的故事。一个精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们会两眼放光，逐渐放松手中掌握的那一点点真相，最后真相会从他们的手里掉下来，掉到一边，不被理会。我的办法从未失败过。一个好故事永远比一段破碎的真相更为引人入胜。

然后，我一经成名，采访维达·温特便成了检验记者能力的一种仪式。记者们大致清楚他们能从采访中得到什么，假如他们没有听到故事，他们离去时便会深感失望。记者们会先快速地问一遍常规问题（您从哪里获得灵感？您笔下的角色是基于真实人物创造的吗？您笔下的主角和您自己有多少相似之处？），我给出的答案越是简短，他们就越喜欢。（我心里却不是那样想的。和我的回答不一样，一点儿也不一样。）接着，就轮到他们等候的东西了，他们来采访我就是为了听到那些东西。他们的脸上会写满梦幻与期待。他们就像是临睡前等待听故事的小孩子。他们会说，那您呢，温特小姐，跟我说说您自己的故事吧。

于是我便开始讲故事。其实只是简单的小故事，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只是一些经过巧妙组合的小片段，散布着一个令人难忘的主旨和几个亮点。它们只是被我丢弃在破布袋底部的边角废料。这样的故事我还有几百个。它们是小说和故事里被删除的片段，是从未完成的情节，是我从未找到用处的流产的人物和美景。它们是在编辑中被删减掉的碎片。接受采访就是把原本无用的破碎情节经过整合，重新缝在一起，完成时就是一篇全新的人物专访。

记者们走时都是兴高采烈的，他们的手心里紧紧握着笔记本，就像生日派对结束后攥着糖果的小孩子。以后他们会把这当成一件大事告诉他们的孙子孙女：“有一天，我见到维达·温特，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回过头来继续说《班伯里先驱报》派来的那个男孩。他说：“温特小姐，告诉我真相。”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采访我的人往往都会设计各种计谋，处心积虑地引我说出真相，我在一英里之外就能认清他们，但这个男孩的要求算什么？太好笑了。我的意思是说，他究竟指望听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