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底事有缘（第2/3页）

当然这么说有点夸张，我借书其实还有别的来源。我向所有具有可能性的同学借书，他们并非书的主人，所以我其实是在怂恿他们将父母、哥哥姐姐的书取出或盗出。向人借书，也得有点资本，手上有货，才可互通有无。《艳阳天》一度是唯一的资本，此外可喜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重印的几部古典小说名著，内部可以买到，父亲未放弃此项特权，我于是得以用这几部书作筹码换书看，这些书在当时可算“奇货”，以之生“利”，“暴利”何止于十倍？但比之于我的胃口，以书易书的资本还是少了些，只好辅之以借鸡生蛋之法，比如甲借一书于我，许以三天期限，我一天看完，便拿去与乙做交易，令其两日归还，得乙书快速看完后没准又拿去与丙做交易。如此买空卖空，委实读了不少书，只是借来借去，环环相扣，也时有失去控制的危险，不止一次，时限已到，书仍是“君问归期未有期”，结果往往是短期的翻脸。

借来的书五花八门，从《赤脚医生手册》到《安娜·卡列尼娜》，从扬州评话《武松》到石印本的《济公传》，从《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到手抄本《一把铜尺》。清楚记得借到的第一本书是“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我是不愿将教材视为书的，但那课本实在比我们用的以语录、大批评、小评论为主打内容的课本有趣得多，所以居然也如获宝物，读得津津有味。

不仅内容，我借得的书，形貌上也是千奇百怪。在此爱书人乐道的所谓“品相”，休要提起，因为这些书中，称得上全须全尾的就不多，只可叫作残书——不是“冷摊负手对残书”的“残书”，是真正的残书：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者干脆无头无尾。有一部俄国小说我特别喜欢，大段大段摘录了许多，但书开始的二十多页不翼而飞，结尾缺了多少页不知道，反正是未了，我竟一直不知道读的是何书，直到十多年后一次在资料室随意翻书，翻到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觉得似曾相识，这才蓦然回首，终于能够对号入座。而另有几本那时读过的残书，至今还是不知其名，恐怕也将永远是无头案了。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实可作为书荒年代的证据。奇的是每说到书，最易记起的就是这些，也许忆苦思甜是每个人都容易产生的冲动吧？求知欲最旺盛的年头未能遍读好书，记忆的空间被许多不相干的书或只可谓之印刷品的书占去不少，实在是一大憾事。但要说书与我整个无缘，倒也不确，即使在“文革”年头，钻头觅缝，掐头去尾，我也还读过一些堪称好书的书，此其一；其二，二十岁上下，“文革”总算过去，读书朝无禁区的方向发展，昔之所失，有了恶补的机会。最要紧者，书与我虽是一度无缘，我对书则自小到大，始终是未免有情，而这“未免有情”，在我看来却是最大的缘分。

见异思迁，移情别恋的时候是有的。比如一度陶醉于古典音乐，到处搜寻磁带，每日花在倒带上的时间，端在读书之上；一度疯狂看碟，进出音像店的次数，绝对超过逛书摊书店；每到世界杯之时，则又心神不属，即得好书也要束之高阁。然而以上种种，好比一晌贪欢，世界杯之类是数年一次的高烧，搜带寻碟亦是某个阶段的疯狂，终不似对书的兴趣一以贯之，来得持久。以杯中物作比，其他爱好如喝酒，喜读书则如饮茶，喝酒是一时之醉，饮茶是每日之需。以男女关系作比，则其他爱好如偷情，任他高潮迭起，亦只是干柴烈火，须臾而尽，喜读书则如老夫老妻，足以白头偕老。何况饮茶亦自有另一番陶醉，老夫老妻亦未必就没有狂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