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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运又说：“荆紫关的人议论纷纷，说这小子不会享福，你进了城不想要山里女子可以离婚，山里女子当然不如城里女子，可偏偏把人家杀了，杀了人也就把自己断送了！有的人说，这娃子从小就性硬，要打人就要打赢人，打不赢他就不动手，活该是挨枪子的坯子！有的人说，那一带地方有一条河，天下的河水往东流，那里河水却流西，风水不好就出怪人怪事。他的上辈人就野蛮得很，他老爷当过山大王，他爹一九六○年聚了好多人闹事，说是暴动进过牢，后来又说不是暴动，人是放了，但都是性硬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能打洞，这小子就杀了人！”考察人一直听他们说，这时开口道：“这案件我不大了解，听这么说了，倒觉得这事极有意思。往荆紫关怎么个走法？”金狗说：“你感兴趣了？想去考察吗？”考察人说：“这件事很值得去考察考察，一个山里娃子上了大学，成了名。又被一位教授的女儿爱上了，应该说是够幸运的吧，可他偏偏在与人家发生关系后杀了人家？！这似乎是精神失常了，是疯了！可我想，这其中怕不这么简单，因为对于一个心理褊狭的人来说，他大都是患得又患失的，成功了，虚荣心更强，只要有一点点挫折，一天到晚就要疑神疑鬼，认为别人设了圈套让自己钻。而失败了，那更无法容忍，时时刻刻都只想着复仇……”

金狗问：“这种人你说是心理褊狭？那怎么就能有这种心理呢？”考察人说：“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不发达，地区之间贫富差别很大，商品流通又不开展，在许多山区，又加上闭塞、保守，这种褊狭心理就容易形成了。更何况这后面还有一层社会心理，就是说一场大的动乱过后，社会心理容易产生变态情绪，狂躁不安，丧失公德，不要法纪，把流血也不当回事。日本战后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中国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之后，也正是这样，这次我沿途考察，碰到这样的人和事就很多的。在我接触的一些人身上，总是怎么也不如意，怎么也不合适，甚至总有一种复仇欲，但到底向谁复仇，他自己心里也不清楚，实际上就是毫无对象，也要恨，要憎，要报复。只有让这种浮躁不安的情绪狠狠发泄上一次，他的心灵似乎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这种人是时时都需要一种‘强刺激’！”考察人的口若悬河，使七老汉和福运目瞪口呆，连韩文举也自愧不如了。他们虽然听不懂这陌生人的文绉绉的言辞，但他能这般滔滔不绝就够他们心服口服，何况新名词一个接着一个！韩文举说：“这同志你文墨深，是啥学毕业的？”考察人说：“大学。”韩文举叫道：“难怪你一套一套的，原来是科班！”考察人笑着说：“我一口学生腔，惹你们听烦了！我跑了些地方，碰到过这种类似的事情，爱琢磨，一激动就胡说了。”金狗一直没有插话，使他吃惊的是，这位考察人说的一席话竟似乎全是对着他来说的，是对着这个仙游川的人来说的！当福运揭了狗肉锅，用筷子插肉烂了没有，所有人都叫“好香”！他闻不来，还在问考察人：“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你怎么就能分析到这一步呢？”考察人说：“如果不从法律观点看，仅从社会学角度看，法院判他是‘极端个人主义’而发展的结果，这是不准确的，判他是流氓杀人也不准确，因为这后面包含赤裸裸的实实在在的一种时代‘心态’，即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普遍意识。”金狗忙问：“心态？你怎样看待这种‘心态’？”考察人说：“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是浮动着这种特有的时代心态的。我们可以说得更远些，五十年代，我们国家处于苦战胜利后的高度兴奋之中，那时的心态是积极的，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但是我们这个民族有它自身的先天不足，正常的兴奋转化成病态的亢奋，自信便化为无知的狂热。一九五七年的失误，一九五八年的挫折，一九五九年的持续亢奋，一直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现在一旦睁开眼，看看世界，人家早已把我们甩下了整整一个世纪，心灵的觉醒就转化成心理的失重，虚妄的自尊逆转为沉重的自卑，因此狂躁不安，烦乱不已，莫衷一是，一切像是堕入五里雾中，一切都不信任，一切都怀疑，人人都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主体意识，强调自我的存在，觉得怎么也不合适，怎么也不舒服，虚妄的理想主义摇身一变成最近视的实用主义。”金狗说：“但我觉得，烦乱中有它的好的一面，就是要求振兴的内心骚动。就是发牢骚，也未必不包含某种合理要求。”考察人说：“你说得很对。民族价值的贬值，导致了对个人‘自我价值’的呐喊、追求，但对个性的追求是有个临界点的，如果超过了这个临界点，以强烈自卑为基础的对自我价值的强调和追求，推到极致便是自我价值的完全丧失。荆紫关那边的山里娃子恐怕也属于这样的心态吧。”金狗沉默起来了，他喃喃地说：“那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