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说当年（第2/2页）

那一期《世界之窗》我仍保留着，只不过再也没翻过。

从那时起我就冷静地知道，小说在中国必会和在法国一样。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就目前而言，其实比在法国的境况要好得多！

我几乎曾对我的每一位同行讲到过法国那“第七十九项”调查。但是以后十几年来我仍孜孜不倦地写着，我的大多数同行们也是。

最近在北京某几所中学里的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学生和高中生的最大人生志愿是想当资本家。想当作家的不足百分之一，而且多数是女生。

我的儿子倒并不想当资本家，但是也坚决地不想当作家。不知为什么他想当一名烹饪大师。对此我简直不知该如何表态，因为我更爱吃粗茶淡饭。

一天夜里我失眠，自己也不知是受一种什么心理的促使就走到了阳台上。望着那一溜儿四个奖杯，我觉得我的目光肯定是既含情脉脉又愧疚种种，如同望着既难终成眷属又难移情别爱的女子。

这时我就想起了马五哥和尕豆妹的故事，想起了其中的一句“花儿”：

马五哥死也偏爱尕豆妹，

爱得个搭赔上血来……

在中国，除了特例，文学的奖金一向是较低的。文学的获奖证书一向是较普通的一种。文学一向是没有奖杯的，有也常是景泰蓝瓶子。《中篇小说选刊》的奖杯，在当年不啻是一个“创举”。

我的写作，并不一向为获奖。

但我实话实说——每一份获奖证书，每一次获奖，对我都是一种鞭策，一种勉励，还是一种欣慰。真的。尽管我的获奖证书都收在壁橱里，奖杯摆在阳台上。我承认我是一个需要勉励和鞭策的人。我承认我是一个希望体会到欣慰是怎么一回事儿的人。

我对自己也很清醒——由于接触的社会面芜杂广泛，时有引发创作冲动的人和事撞入思维，故我比较勤奋；由于爱好甚少，天性不喜玩乐，亦不喜交结，故我写的比较多些；由于写的比较多些，由于持之以恒，故拥有了较固定的读者群；由于活得并不潇洒，也就不敢“玩文学”，也就被归为较严肃的作家一类，如此而已，仅此而已。就整体创作水准而言，我觉得自己从未达到过最佳阶段，从未进入过最佳状态，正如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从未达到过最佳阶段，从未进入过最佳状态。这也许正是我和我的许多同行孜孜不倦的原因吧？

仅今年一月至六月，我便撕毁了三部长篇的最初几章，约十余万字。类似的构思往往成了同行们听听罢了的“口头文学”。

我所想写的往往是最好不写的。

我所写的往往是许多同行都在写的。

我常郑重地标榜我坚持现实主义，可连我也不得不开始将现实主义荒诞化、魔幻化。“逼上梁山”常使我备觉内心不是滋味儿……

忽然我发现老母亲、妻子、儿子、小芳都在向我探头探脑。由于我开亮了灯，在阳台上发呆，他们对我半夜三更的古怪行径困惑而不安了……

妻柔声问：“想找胶水儿粘那奖杯是吗？”

于是儿子告诉我胶水在哪儿。

于是小芳告诉我安眠药在哪儿。

而老母亲说：“睡吧，不兴这样，搞得全家人心惶惶的……”

我知道——妻子、儿子、老母亲，包括小芳，内心里其实都是那么的体恤我，都希望我别再写了……

而写成了我的最严重的“毛病”，成了我永远也戒不了的一支“烟”了！哪一天我戒了烟，也还是戒不了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