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孝在当下 写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儿女们（第3/4页）

季先生的家是“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他的家更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

离家八年，成为清华学子的他，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赶回家乡——“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季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

年近八十（季先生的文章写于一九九四年）学贯中西的老学者，写自己半个世纪前逝世的母亲，竟如此的行行悲，字字泪，让我们晚辈之人也只有“心痛！心痛！”了……

萧乾先生写母亲的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就在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那一天，妈妈含着我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一点儿果汁，就与世长辞了。我哭天喊地，她想睁开眼皮再看我一眼，但她连那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我想，摘录至此，实际上也就回答了那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大学生的困惑和诘问。我想，她大约是在较为幸福甚至相当幸福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她所感受到的人生的最初的压力，目前而言恐怕仅只是高考前的学业压力，她眼中的父母，大约也是人生较为顺达甚至相当顺达的父母吧？她的父母对她的最大的操心，恐怕就是她的健康与否和她能否考上大学、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吧？当然，既为父母，这操心还会延续下去，比如操心她大学毕业后的择业，是否出国？嫁什么人？洋人还是国人……

不论时代发展多么快，变化多么巨大，有一样事是人类永远不太会变的——那就是普天下古今中外为父母者对儿女的爱心。操心即爱心的体现。哪怕被儿女认为琐细，讨嫌，依然是爱心的体现——虽然我从来也不主张父母们如此。

但是从前的许多父母的人生是悲苦的。这悲苦清晰地印在从前的中国贫穷落后的底片上。

但是从前的儿女从这底片上眼睁睁地看到了父母人生的大悲大苦。从前的儿女谁个没有靠自己的人生努力而使父母过上几天幸福日子的愿望呢？

但是那压在父母身上的贫穷与悲苦，非是从前的儿女们所能推得开的。

所以才有老舍先生因自己的母亲“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之永远的内疚……

所以才有季羡林先生“不该离开故乡，不该离开母亲”之永远的悔；以及“真想一头撞死在母亲的棺木上，随母亲于地下”之大哭大恸；以及后来“一想到，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的哀思……

所以才有萧乾先生领到第一个月工资那一天，“妈妈含着用我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一点儿果汁，就与世长辞了”的辛酸一幕……

所以“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一句中国老话，往往令中国的许多儿女们“此恨绵绵无绝期”。

中国的“孝”的文化，何尝不是中国的穷的历史的一类注脚呢？

中国历代许许多多，尤其近当代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是从贫穷中脱胎出来的。他们谁不曾站在“孝”与知识追求的十字路口踌躇不前过呢？

是他们的在贫穷中愁苦无助的父母从背后推他们踏上了知识追求的路。

他们的父母其实并不用“父母在，不远游”的“纲常”羁绊他们，也不要他们那么多的“孝”，唯愿他们是于国于民有作为的人。

否则，我们中国的近当代文化中，也就没了季先生、萧先生和老舍先生们了。

中国的许多穷父母，为中国拉扯了几代知识者文化者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