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第4/9页）

不过，事情或许是这样的：那位不幸的士兵，即那个病源携带者，将一大捆从德国军队那儿购买来的或者是偷盗来的衣服带进了城里。他借宿在离修道院不远的东门郊区的一个亲戚家。他刚到那儿，就生病了，随后便被送到了医院，也就是在那儿，替他看病的主治医生在他的腋下发现了一个斑点。该医生初步怀疑那就是鼠疫，最后事实证明，也的确是鼠疫，而那人也在第四天就去世了。

卫生委员会立即下令将该人的家属隔离起来，将其拘禁在他们自己的家中。该人在医院所穿的衣服，所睡的床等，也全被焚烧了。那两位照看他的护士，还有一位主动帮助他的善良的神甫，几天之后，也都被证实染上了鼠疫，病倒了。从一开始，医院就对该病很是怀疑，认定其可能就是瘟疫，于是采取了预防措施，阻止了该瘟疫的蔓延和扩散。

不过，这位士兵将瘟疫的种子留在了外面，这种子很快便发芽生长起来了。第一个被传染的人是该士兵寄宿过的一户人家的主人，他是一位长笛爱好者。随后，卫生委员会下令将该户人家的其余家属都送往传染病院，在那儿，他们大多数都陆续犯病，很多在不久后便死了，死因便是这明显的传染病。

在城内，该瘟疫已由上述提到的那个家庭，由其衣物和家具传播开来。按照卫生委员会的吩咐，要对该家进行搜查和焚烧东西之前，该家人的一些亲戚、房客及仆人，便悄悄保存了一些衣物和家具。再加上法规的缺陷，执行法规的疏忽，以及人们努力地避开法规，该瘟疫一直潜伏着，并且于该年剩下的日子和1630年最初的几个月渐渐蔓延到民众之中。随后，忽而在这个村子，忽而又在那个村子，陆续有人被确认染上了瘟疫，染上瘟疫的人又因此病而去世了。由于发病人数并不是很多，人们便不再怀疑是发生了瘟疫才导致那些人死亡的。渐渐地，人们越来越愚昧地认定，那并不是瘟疫，甚至觉得根本没发生过瘟疫。很多医生仿佛回应民众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上帝的声音吗？），对为数不多的人的不祥的预言和可怕的警告嗤之以鼻。每当那些医生被请去治疗染上瘟疫的病人，他们总是宣称其只是属于普通的病，是可以治疗的，而丝毫不管该瘟疫表现出何种症状和病象。

有关这些病例的报告也被送到了卫生委员会，不过，这些报告通常都被延误了，并且内容也不是很确切。出于对被隔离及传染病院的害怕，人们只能借助于其他错误的途径，偷藏病人，贿赂掘墓之人和那些年长者，另外还贿赂一些卫生委员会的下层长官和派出的验尸者，让其做伪证。

然而，只要一发现有染上该瘟疫的人，卫生委员会便立即下令将该病人的家隔离起来或进行焚烧，而其家人也被迅速送往传染病院。容易想象，卫生委员会的这一做法，会使得那些贵族、富商和低层人民有多生气、多不满。他们一致认定这一行为是既不合理又没用处的。他们将愤怒主要集中在两位医生身上，一位名叫塔迪诺，另一位名叫赛纳托雷·赛塔拉，后者是上文提及的洛多维科·赛塔拉医生的儿子。人们对这两人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以至于从那以后，只要他们一公开露面，便免不了遭受被辱骂或者被扔石头的攻击。这两人的这种特殊的处境一直持续了数月，而且也很值得记录下来。这两人看清了那日益迫近的大灾难，于是便想方设法，竭尽全力，试图将其消除。然而，他们不仅在最需要有人支持的地方遇到了各种阻碍，而且还成为了众人公共的仇敌，就像里帕蒙蒂所说的：“祖国的公敌。”

众人的愤怒也牵扯到其他医生身上，因为这些医生也确信那传染病就是瘟疫，还竭力将他们那痛苦而确切的发现告诉给其他人，并建议他们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那些谨慎之人则责备医生们，说他们听信了谗言，执拗得很，而大多数人则公然指责他们，说他们是在欺诈，是计划好了想借助公众的害怕来从中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