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老天爷——中国的天的一个综合观察（第6/7页）

梁启超说后来人怨天疑天是对的，但他未免把“天”的“自然性”太挪后了。中国古人“神性”的“天”和“自然性”的“天”早就是并存的，并不是“宗周将亡”时候，人们才把敬畏的“神性”的“天”换成了质疑的“自然性”的“天”。人们怨天疑天，往往是指那个“自然性”的“天”，但也混同了“神性”。这种“天”在上层中国人里叫“天”，叫“天道”；下层中国人里叫“老天爷”。《豆棚闲话》里骂“老天爷”说：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

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

这种怨天疑天的“天”，就是司马迁怨疑“天道”的民众版；这种怨天疑天的“天”，就是“神性”的“天”与“自然性”的“天”的混同，是中国思想的一个特色，虽然看来有点模模糊糊的。

孔子的“天”

这种模模糊糊的情况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孔子的时候，“天”的思想已经在转变，已经开始扩大，扩大到不但可以支援有德的统治者，而且可以支援有德的人了。在《论语》中，我们看孔子说的：

一、天生德于予。

二、知我者，其天乎？

三、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在孔子这种语气里，“天”仍是“神性”大于“自然性”的。因为“天”是“神性”的，所以人同“天”的关系是宗教性的，此所以有“祷”出现。到了宋朝，朱熹想把孔子的“神性”的“天”曲解成“自然性”的“天”，因此在注《论语》时说“天”即“理”字。但是清朝钱大昕就提出抗议。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天即理”里反问，若天是理，那么获罪于天无所祷，就可变成向理祷告了，“岂祷于理乎？”当然是没有这种道理的。

所以，孔子本人承认“天”是有“神性”的，这是定论。因为有“神性”，所以“天”是有意志的、有情绪的。孔子见了别人的小老婆（南子），他的学生子路不高兴，孔子就发誓说如果怎么怎么了，就“天厌之！天厌之！”“天”可以“厌”人，其意志性、情绪性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承认“天”是有“神性”的，对鬼神问题，孔子就无法不承认。孔子是承认有鬼神的，但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甚至“不语怪、力、乱、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很难弄清楚的。所以，可以这样近乎矛盾地说，孔子是一个“有神论的不可知论者”。

老子与庄子

比起孔子对“天”的思想来，老子、庄子显然是进步多了。《老子》中有这样的话：

一、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二、是谓配天，古之极。

三、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四、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这些话，表示“天”是有“神性”意味的。但是老子对“自然性”的兴趣，显然更大。《老子》中有许多“自然性”的话，他攻击“天地不仁”；宣传“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认定“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些话，都可看出老子真正兴趣的所在。

到了庄子，“自然性”的意味更细腻了。《庄子》中有这样的话：

一、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二、无为为之之谓天。

这是很明显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甚至一直滑到人为上：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话说到这一地步，天的“神性”一点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