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彝《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书后（第2/3页）

什么叫非命呢？凡是宗教家多主张此说，认为人的祸福寿夭，有上帝做主宰。上帝和人一样，可以喜怒可以生杀。你多行不义，必得祸；积善之家，有余庆。命定说是没有的，不过他们的非命，不似今天科学家认为人可以胜天，他们是多种善因可以获天之喜悦而降福泽于你们，不独现世，甚至来世。

上面这四种说法在今天都各有它的力量，不过多相混淆，不容易找出它的清楚界限。大概教育学者相信正命的人多，而一般民众则相信宿命与鬼神混而为一者多。究竟哪样主张为是，尚有待于好学者研究。

书后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1920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都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冯友兰、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

爸爸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北大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后来被聘为吉林六中校长。当时教育界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而社会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叫教师研读的。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曾在吉林女中、吉林一中、吉林大学讲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调查局坚持要查禁，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文星垮后，改由传记文学社出版（这篇长序，题目叫《爸爸·我·文学》，被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期《奇情·上吊·血》里）。

当年的大学文凭。——有印花，没照片。

爸爸生在1899年（民国前十三年），1899年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变后一年；死在1955年，死在台中一中国文科主任任上。在刚来台湾那一年（1949），他在台中一中做过一次讲演，就是这篇《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这篇只是讲演的提要，漏掉了许多举例与故事，比起讲演来失色不少。爸爸的口才极好，但是文字并不怎么样。

这篇讲稿中的最大特色，是爸爸讨论中国人信命的矛盾性。中国人一方面固然相信子夏所谓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在死生富贵以外，却有很强的“造命”味道。修桥、造路、施粥、济穷，这些做好事以求好报的做法，就不是宿命的，而是改造命运的。孟夫子说君子“不立乎岩墙之下”（不站在要倒的墙旁边），如果信宿命论，一切命中注定，要被压死，要躲也躲不了，可是孟夫子却要人躲，这是相信命可以改造；孟夫子又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同样相信命可以改造，同样不相信宿命论。但他们在死生富贵方面，却都信宿命，这是他们又聪明又糊涂的地方。爸爸的演说里，能把这种矛盾与差异点破，可说是他的卓见。

爸爸一生倾向信命，但在“平均公民”之上，信而不迷。我对他这一倾向，颇不以为然。但他究竟是思想迷惘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抽样，且为我最熟悉的抽样，因此我内“举”不避，要以他为“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