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总序（第5/11页）

变幻的母题旋律

小说通常都以题材分类，例如司各特的《艾凡赫》被称作“历史小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以“场景”来归类，如“巴黎场景”、“外省场景”之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通常被称作“史诗小说”，更有完全具体如英国作家哈代的被统称为“威塞克斯小说”的一组作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故事虽然大都发生在彼得堡，但并没有评论家称他的小说为“彼得堡小说”。原因是陀氏小说不断开拓的是一种“母题”，他像音乐家那样，找到活跃在生活里的种种“旋律”，构成他小说的主要元素。这在以往的作家那里并不多见。

“小人物”是俄国文学里固有的一个母题，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开始，果戈理的《外套》，到后来契诃夫的《一个文官的死》，这个母题被开拓得淋漓尽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奏响的就是这个旋律。陀氏崇敬普希金，他的第一部作品献给了这样一个题目，也许并不偶然。因为他说过：“我们都是从普希金门下走出来的。”但《穷人》里的主人公杰武什金虽然有着和其他“小人物”一样的命运，在心里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对自己人格的意识。“我有良心和思想，我是人”，“我的一块面包是我自己的，是用劳力挣来的”。社会的不公，贫富的对立使他愤懑，他意识到自己软弱，又不能有所作为，他告诉读者，“在一个最浅薄的人类天性里面有着多么美丽的、高贵的和神圣的东西”（别林斯基语）。陀氏把“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过程，十分清晰地展示给读者看。这是他比前辈们要更深刻的地方。

探索人的内心奥秘，是一条很复杂的路。重视文学社会历史作用的评论家们对他承袭俄罗斯文学写“小人物”传统褒奖有加的时候，陀氏却悄悄转向，把他的探索推进到人的“双重人格”母题上，创作了小说《双重人格》（又译《孪生兄弟》、《性格迥异的同貌人》等）。历来的小说都是善恶分明，在英国小说里有“happy ends”，就连法国巴尔扎克也未能免俗，总要在小说里分出这样的壁垒。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形象说明，善与恶常常会共同栖居在一个人身上，人的本性里就有兽性与人性，当兽性占上风的时候，就出现恶行，人性却支持着人的善行。在《双重人格》里，作者只是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因为在一个中篇里也不可能有太深入的开掘。这个旋律，还要在作家后来的长篇里作为回旋曲反反复复地出现。但这个中篇已经把问题十分明确地提了出来。当然引起评论界一片哗然，好像陀氏忽然误入歧途。这一点甚至影响着中国的评论界。其实只消读一下陀氏嗣后的作品，就能知道《双重人格》正是作家小说母题深化的一个前兆。《罪与罚》里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鬼》里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等，都对这一个重要母题有更深入的开拓。很难设想，如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没有“双重人格”的母题，小说的思想魅力和人物的生动个性将会是什么样子？

小说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和其他人文学科是处在同一发展长河中的，只是文学是借助着形象来表现和认识世界，它和哲学之借助于抽象和共性、概念和逻辑来演绎世界，至少在方法上是不同的。但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在不同的学科中却往往有着同步性。因为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历史进程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里用形象演绎的母题，却在后来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发现里得到了印证。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出生在一八四四年，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晚了二十三年，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权力意志》一书里的基本思想，陀氏在一八六六年出版的长篇《罪与罚》里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权力的思考，作了形象的表述。主人公基本上表达了“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