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第7/9页）
现在连他回想起来，也觉得简直不象人世间能有的事！倘若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如今写成小说，写成叙事诗，写成回忆录，把稿子交给他看，他一定会提出意见，“请不要胡编乱造！你这情节缺乏合理性！”
然而，那竟的的确确是真的！
而且，还有更其令人难以相信的细节——他是骑著自行车，把女儿驮在车后，去到派出所的。他骑著车，女儿坐在后头！他为什么要骑车去？为的是快一点到达派出所？快一点葬送女儿？女儿当时怎么不逃走？怎么竟顺从地坐到了车架子上？怎么虽然呜呜咽咽感到万分委屈，却又跟他一起到了那派出所？
一九六八年。记住那一年。确确实实出现了那么一件极其怪诞、极其荒谬的事。他，和他亲生的、唯一的女儿。那一年他已经三十九岁，而女儿才刚刚十七。
那时候的派出所是什么状况？一百个派出所可能出现一百种状况。“砸烂公检法”嘛。原有的政策可以完全抛到一边。他的女儿进入派出所以后，会是什么命运？从逮捕法办到交给革命群众“游斗”，从被活活打死到被迫自尽，全都可能！当然，韩一潭把女儿主动送去，心里想的确实是哀求“从宽”，能不能训斥一顿便罢？能不能开一两次批判会便放她“过关”？能不能只是“文斗”而不要“武斗”？……
真象做梦一样。偏他们去的那个派出所里净是好人。当时派出所似乎军管了。在一间接待室里，有两个穿军装的人。他们不动声色地听完满头流汗的父亲那语无伦次的“自首”，不动声色地望著抖成一团的犯有“恶攻”罪的女儿，最后竟连一句训斥也没有，只是互相对望了一眼以后，一前一后地说：“行啦行啦，回去吧，回去吧，以后注意就行啦！”“去吧去吧，别来啦，别来啦！”
事情出乎韩一潭意料，就那么了结了。他再用自行车把女儿驮回了家中。他望著与邻居相隔的那一堵墙壁，心里踏实了许多。女儿却哭得喘不过气来，她到这时才体会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所包含著的凶险。她之所以得以逢凶化吉，完完全全是出于一种不近当时情理的偶然。
从此女儿对韩一潭失却了敬爱。而且这种感情与年龄的增长恰成正比。早在“四人帮”倒台前韩一潭就恳求过女儿的宽恕，女儿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宽宥了他，但要想使女儿象对母亲那样地对他微笑、注目、说话、扶持……却不再可能了。甚至当他五十岁那年因病住院，女儿来医院探望时，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问问他：“好点吗？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伙食还好吗？”全无一点亲热感，就仿佛她是受什么人委托，而不得不来应付差事的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
大悲哀。这种大悲哀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味到。这是由他的生活道路所决定的。
他一九二九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父亲是个沈浸在往昔的“故都春梦”之中，而实际上却“劫后桃花”般凋敝沈沦的小职员；祖父一死，大家庭分崩离析，父亲更其潦倒——因此他高中未及毕业，便去当了一名文书。解放后，他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那实际上是个短训班性质的学校。当时各行各业急需干部，“革大”及时地把各种各样的干部输送到有关的部门，韩一潭被分配来当了一名编辑。他一当便是三十年，编辑部的头头换了好几茬儿，他却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都被留用了下来。
他成了编辑部里资历最深的编辑，主要的原因，在于温驯。听命于领导，一丝不苟地照办，开头似乎还不过是出于他的天性；后来，经过目睹一个个“带刺儿的”、“搞独创”的同事在政治运动中被打下去，他的驯顺无争更大程度是基于人生经验的宝贵积累。领导要发配合“三反”、“五反”的诗，他便去挑这方面的诗；领导急需补发几首配合“肃反”的诗，他便连夜去组稿，并且不仅组来了诗，还组来了相应的漫画；领导说可以根据上面的精神，显示一下他们“鸣放”的姿态，他便挑出几首颇具“大鸣大放”气派的来稿，请领导审处；领导说现在要“吹响『反右』的号角了”，他便很快组来了“反右”的“阶梯诗”；领导说该赶快出一个“大跃进民歌专辑”，他便一口气读了六千首，精选出三十首；后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领导说现在大家生活艰苦，诗歌无妨轻松一点，他便组编了《夏夜圆舞曲》、《欢快的溪流》、《红叶，红叶，你真美》、《山村闻笛》……等一批颇让读者眼目一新的短诗、组诗，有的还被作曲家谱曲，广泛流布；再后来领导说“不能任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泛滥了”，他便退回上述诗歌作者的无数来稿，写信恳劝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于是他又发现了一批更新的作者，发表了他们一系列的“革命化”作品；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整个编辑部彻底垮台前夕，他还编发了一首工人业余作者所写的《铁帚横扫“三家村”》。经过两年左右的“斗、批、改”，三年左右的“干校”生活，一九七三年编辑部一恢复，新领导首批调回的老编辑里，便有他在内。为什么？除了知道他好使用外，也看重他对情况的熟悉——某个作者是怎么个来历，过去曾出现过哪些作品，引起过何种反应，编辑部遇到某种情况过去是怎么处理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领导只要提出，他便可以立即答复，犹如一具活的资料库。从那以后到一九七八年，他编的诗歌从内容上看，可以说几乎在不断地拐直角：抒发“同党内走资派斗争到底”的“战斗豪情”；颂扬工人民兵在“四·五”事件中“打得好”；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鼓吹“亿万人民奋起反击 『右倾翻案风』”；欢呼“大快人心事，粉碎 『四人帮』”；“缅怀革命老前辈，丰功伟绩永不忘”；在“四·五精神”的召唤下，展望光辉灿烂的未来；为“十来个大庆”而“百灵般欢唱”，宣布“『凡是』，这不是唯物论者的语言”；欢唱“喜迎 『老包』到垄头”：隆重推出《爱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