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鹭（第2/6页）

接着我会看到，听到判决后恐惧万分的我扫了父亲一眼，发现笑容像螳螂一样跃上他的前额。母亲则大叫一声，双手像直升机一样悬在头顶，恳求上帝打破沉默，不要听任这一切发生在她身上。然后，狱警们给我戴上手铐，推着我往后门走去，我的理解力突然降低到未成形的孩童——胎儿——的水平，觉得在场所有人都是来我的世界看我的，现在他们该离开了——好像被带走的不是我，而是他们。

按规定，监狱里允许一名牧师来探视犯人。福音传教士阿贾伊每隔两星期左右就会来看我一次。通过他，我得以了解外面世界的最新情况。在我被告知即将获释的前一星期，他告诉我，根据尼日利亚军人政府首次向文官政府交接权力的精神，以阿库雷为首府的翁多州州长奥卢塞贡·阿加古决定释放一批犯人。父亲说，我的名字在获释名单的最前面。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那个闷热的日子被定为我们的释放日。不过，并非所有犯人都这么走运。我入狱一年后，也就是一九九八年，福音传教士阿贾伊带来一个消息：独裁者阿巴查口吐白沫死了，据说是吃了一个毒苹果。正好一个月后，阿巴查囚禁的头号犯人暨死敌M.K.O.在即将被释放之际以几乎同样的方式死去——他是喝了一杯茶。

我们同M.K.O.见面后几个月，他的苦难就开始了。大家都相信是他赢了一九九三年的总统大选，但大选结果被取消了。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让尼日利亚政局滑向了前所未有的深渊。接下来那年的某一天，我们聚在客厅里看国家电视台的全国新闻，结果看到大约两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乘坐坦克和军车包围了M.K.O.位于拉各斯的家，把他押上了一辆囚车；他被指控叛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虽然我早已知道M.K.O.身陷囹圄，但他的死讯还是给了我重重一击。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我躺在床垫上，盖着母亲给我的裹身衣，想着那人对于我的哥哥们和我而言曾经有过的非凡意义。

车子驶过奥米-阿拉河在镇上最宽的一段。我看见有人在泥浆色的河水里划船，一个渔人在往水里撒网。路中间的混凝土分道线上竖立着一长列路灯。离家越来越近，被遗忘的关于阿库雷的记忆慢慢地睁开了死气沉沉的眼睛。我注意到路况有了很大改变，我出生并扎根于此的这个城市在这六年间也发生了剧变。道路拓宽了，两旁的商铺们退到离车辆川流不息的道路好几米远的地方。一座人行天桥连接着道路两边。小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惊动了入侵我心灵已久的静默怪兽。因为拥堵，我们的车停了下来。一个穿着褪色的曼联球衣的男人跑过来拍我们的车门，想从母亲那边的车窗塞进来一条面包。她摇上了车窗。差不多有一千辆车在同时按喇叭，车里的人在不耐烦地咒骂。在这些车前方，一辆庞大的半挂车在人行天桥下面笨拙地掉头。正是这头车中恐龙造成了拥堵。

在我周围移动的一切同狱中岁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狱中，我能做的只有阅读、凝视、祈祷、哭泣、自言自语、希望、睡觉、吃饭和思考。

“变化好大。”我说。

“是啊。”母亲说。她笑了。在那一瞬间，我想起了她曾经被蜘蛛折磨的日子。

我再次将目光投向街道。快到家时，我听见自己说：“爸爸，你是说奥班比这些年一次都没有回来过？”

“没有，一次都没有。”父亲摇摇头，他的声音有点儿尖利。

他回答的时候，我看向母亲，但她在看窗外。父亲的视线倒是在后视镜里同我对上了。我想告诉他们，奥班比从贝宁给我写过几封信。信里说，他跟一个爱他、把他当儿子一样疼的女人住在一起。离家后第二天，他上了一辆从阿库雷开来的大巴，去了贝宁。他说，他决定去那里只是因为想到了伟大的贝宁国王奥翁拉文抵抗英帝国统治的故事。抵达贝宁后，他看见一位妇女从小汽车里下来，就勇敢地走过去告诉她自己无家可归。她同情他，把他带回了她一人独居的房子。他在信中写道，有些事情，要是告诉我，会让我难过。另一些事情，他认为我还太小，不宜得知，知道了也不明白。但他承诺，以后一定会告诉我。他说，目前我只要知道这些就可以了：那女人是位独居的寡妇，而他已经变成了男人。在同一封信里，他还说，他已经准确计算出了我出狱的日期——二〇〇五年二月十日，他会在那一天回到阿库雷。他说伊巴夫会为他通风报信，这样他就会知道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