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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受到类似的注视。在我们这个世纪，人们做事更加露骨，你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有人在注视你。想盯住你看的人甚至不会等到你入睡。它无疑会给你带来某种不愉快的感觉，觉得对方是在拐弯抹角地对你进行性试探……觉得他是想要了解你，但他用的是一种你不情愿的方式，你不愿意让一个陌生人用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你。根据我的经验，只有一种职业给人那种奇异的目光，既想刺探别人的隐私又有点蛮不讲理，既讽刺又诱惑，是一种怪诞的结合。

现在我可以使用你吗？

现在我可以和你干什么事？

我一直觉得，只有万能的神——如果真有如此荒诞的东西的话，才应该有那样的目光。那完全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神圣目光，而分明是那种道德品质低下和令人怀疑者的目光（如同反传统小说派理论家们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目光我非常熟悉，在紧盯住查尔斯不放的大胡子脸上我看得特别清楚。我也就不再继续伪装了。

现在我也注视着查尔斯，但是我要问的问题和上面两个问题不大一样。我的问题是，我到底该怎么处置你？我曾经考虑过此时此地就结束查尔斯的生涯，考虑永远把他留在前往伦敦的途中。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惯常写法，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允许开放式的、不确定的结尾，而以前我曾极力主张应该给小说中的人物以自由。我的问题很简单：查尔斯的要求清晰吗？应该说是很清晰的。但是主人公的要求并不那么清晰，而且此刻她在什么地方我一点也没有把握。当然，如果这两个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的两个片断，而不是我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两件事情，那么，两难的结局就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人物的要求和另一个人物的要求发生冲突，按现实情况决定胜和负。小说往往伪装与现实一致： 作家把冲突双方放在一个圈子里，然后描绘它们之间的争斗，但是实际上争斗是事先安排好的，作家让自己喜欢的那个要求获胜。我们对小说作家进行判断，既看他们安排争斗的技巧（换句话说，就是看他们能否使我们相信那些争斗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也看他们所喜爱的斗士是哪种人： 好人、悲剧人物、坏人、滑稽人物，等等。

但是安排冲突的主要目的是向读者展示作家如何看待他身边的世界，或是悲观主义，或是乐观主义，不管你如何选择。我在本书中假装回到一八六七年，当然实际上那一年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你要对它表现出自己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或者其他任何态度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从那一年以后所发生的一切。

因此我继续关注着查尔斯，并且觉得这一次没有理由为他即将介入的冲突再作预先安排了。这样我就有两种选择。我可以让冲突继续进行下去，自己只担当记录的角色，也可以采取同时支持双方的立场。我望着那一张显得有点衰老但还不是完全没有作为的脸。快到伦敦的时候，我自认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我看出这个两难局面是虚假的。我若不参与到冲突之中，唯一的办法是把两种结局都写出来。这样我的问题只剩一个： 我不可能同时把两种结局都写出来，然而，尽管前一章写得那么肯定武断，这第二种结局似乎才是最后的，“真实的”。

我从礼服大衣口袋里取出钱包，掏出一枚银币，放在拇指指甲上，把它弹起两英尺高，让它在空中旋转，然后用左手接住。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突然发现查尔斯已经睁开了眼睛，正望着我。此时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不仅仅是讨厌，他认为我若不是赌棍就是精神错乱。我回敬了他厌恶的目光，把银币放回我的钱包里。他拿起帽子，掸去绒毛上看不见的尘土微粒（我的替代物），把帽子戴在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