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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元白诗的通俗化倾向

新乐府讽喻诗主要是元、白早年所作。随着政治斗争的日益尖锐复杂,二人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所走道路也不尽相同。元稹从反对宦官变为依靠宦官飞黄腾达,白居易从志在兼济转向独善其身,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随着政治态度的转变,诗歌的思想倾向也有了转变。白居易诗中除讽喻以外,更多的是闲适、感伤和杂律诗。这些诗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通俗化倾向,这是元、白诗在艺术上体现这一时期诗歌大变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6〕:

首先是变旧法为通侻之习:开元、天宝之际,诗歌的各种形式和艺术表现,通过前人的创作实践,已日臻成熟,盛唐人的作品活泼新鲜,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典故又用得少,确乎做到了雅俗共赏。但由于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丰富多样,各种题材都写到了,艺术达到了高峰,这就使人们在盛唐的巨大成就面前胆怯了,作诗拘于盛唐旧法,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大历以来的诗歌越来越陈熟,发展也逐渐停滞下来。白居易为了打破这种停滞窒息的状态,就想开创一种新诗风、新诗体,提倡“通侻”(即简易之意),把作诗的要求降低一些,破除时人对诗歌创作的神秘感,改变盛唐旧法,随便写。对现实不满,可以写意激言质的讽喻诗;想卖弄才学,可以写千字律诗;如果只是发于一笑一吟、感于一事一物,可以率然成诗。有诗意更好,没有诗意也可以借诗的形式说理谈禅,大发议论。而且白居易还有意提倡俚鄙的诗境。盛唐旧法虽然也很明白如话,但有激情,有强烈的生活感受和浓郁的诗意。这种通侻是经过高度提炼之后达到的境界,所以盛唐诗富于极其深广的概括力,又能使人人易懂。而白居易提倡的通侻,往往以眼前事为现成话,信手拈来,或说句俏皮话,就成了一首诗。比如都是为旧时画像题诗,王维就说:“画君少年时,如今君已老。今时新识人,知君旧时好”(《崔兴宗写真》)。一往情深。白居易就说:“如弟对老兄”(《题旧写真图》)。都很平易,一雅一俗却不难见出。这样的提倡,好处是开扩了诗的境界,世间一切事都可以写进诗里,特别是生活小诗这一路,为宋人开了法门。坏处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过于浅俚则会平淡无味,甚至出现恶境界。

其次,接受中唐以来市人小说、传奇、变文的影响,在长诗中铺排敷衍故事。像元稹的《会真诗》三十韵、《梦游春》七十韵、白居易的《和梦游春》七十韵就是写元稹早年与情人欢会的事。元稹后来还将这次艳遇敷演成《莺莺传》传奇。白居易也与陈鸿合写了《长恨歌》并传。他的《长恨歌》、《琵琶行》最为世俗人所爱,流传也最广。《长恨歌》叙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叙事和抒情手段以及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描摹出来。歌行着重表现的是这一故事本身的传奇色彩,当然也有一定的讽喻意味,但与其说这种讽喻是作者有意寄寓荒淫误国的政治教训,还不如说是故事情节本身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客观的启示。所以这首诗仅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安史之乱前唐皇重色、杨妃专宠的极乐情景,而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渲染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细腻地刻画他从奔蜀到还都一路上睹物伤情的心理活动。黄尘栈道、蜀江碧水、行宫月色、夜雨铃声、太液芙蓉、未央垂柳、春风桃李、秋雨梧桐、夕殿飞萤、耿耿星河,无论是乐景还是哀景,都一层一层将人带入伤心断肠的境界,从而千回百转、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主人公难以排遣的悔恨和痛苦。而这首诗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所虚构出的缥缈美丽的仙境,又进一步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到高潮。虽然我国古诗从《楚辞》以来就不乏描写仙境幻境的名篇,但这首诗中的海上仙山又有其特殊的艺术感染力。这一段将贵妃含情脉脉而又寂寞凄惨的神情刻画得极其妩媚动人,使贵妃思念君王的心理得到充分的表现,实际是将经过诗人净化的一个忠于爱情的理想形象赋予贵妃的精魂,安置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境之中,它本是就民间传说发挥想象,而诗中用优美的文笔所创造的这个幻境的艺术真实性又满足了爱听悲欢离合故事的世俗人的心理,使广大听众一方面为主人公的生死阻隔而唏嘘叹息,另一方面却也因双方能够精诚交感而得到宽慰,这正是中国俗文学的传统特色在诗歌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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