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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盛唐浪漫精神的深化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其先祖在隋末流徙到西域。李白诞生于碎叶城〔1〕。5岁时随其父到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早年在蜀中读书,25岁出蜀,任侠访道、交游干谒,漫游洞庭、金陵、扬州、襄阳、洛阳、太原等地,曾去过长安,后隐居东鲁。天宝初,应诏赴长安,供奉翰林。三年后因遭谗言中伤,被玄宗“赐金放还”。离开长安后,曾在梁宋一带客居十年之久,其间也曾北上燕赵、西涉邠歧,往来于洛阳、齐鲁之间。天宝十三载移居吴越。安史之乱中,隐居庐山,被永王李璘征入军幕,希望能报国平乱。但不久永王被其兄唐肃宗剿灭。李白因此被系浔阳狱中,次年长流夜郎,途中遇赦,还想参加李光弼的军队去征讨史朝义,路上因病折回。不久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今安徽当涂县)令李阳冰处,享年62岁。

李白早年任侠使气,志向远大,自许甚高,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因此不屑以科举求取功名,而是先通过求仙、隐居、漫游、干谒等方式播扬名声,然后经学道的玉真公主推荐,打开了通向宫廷的道路。但是仅仅供奉翰林三年后便被迫离京,经过这番挫折,他看清了天宝年间政治日益腐败的真相,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飞跃。李白诗歌浪漫精神的这一深化过程,可从他的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来认识。

开元时期,李白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同时代文人“济苍生”、“安社稷”、以天下为己任的共同理想。这种理想是在盛唐的时代条件下,融合任侠、纵横、儒、道各家思想的产物。只是李白的理想经过他在文学上的夸张,又放大了无数倍,有其显著的特色:

首先,他以鲁仲连、吕尚、张良、诸葛亮、谢安等非凡的历史人物自比,提出了要求平交诸侯、长揖万乘、不屈己、不干人、轻尧舜、笑孔丘的思想,将积极入世的政治抱负和消极出世的老庄思想及隐逸态度结合起来,形成功成身退的具体奋斗目标:“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梁甫吟》)。“鲁连卖谈笑,岂是顾千金?……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王司马嵩》)。“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这种“风云感会起屠钓”、“功成然后拂衣去”的进退原则其实也是自张九龄以来盛唐文人共同的愿望。

其次,为了实现非凡的理想,他没有走应举入仕的平常途径,而是“用交游干谒、求仙访道、退隐山林等多管齐下的方式,希求一步登天”(陈贻焮《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风云感会。进入宫廷以前,他对个人的前途和国家政治充满了幻想,对盛明之世一定能做到人尽其才充满了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大国置衡镜,准平天地心。群贤无邪人,朗鉴穷清深。……时泰多美士,京国会缨簪。山苗落涧底,幽松出高岑”(《送杨少府赴选》)。他认为在君王和群贤礼贤识才的明鉴之下,不可能再出现西晋时代“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左思《咏史》)的不平现象。天宝元年,玄宗诏他为供奉翰林,在长安三年,他几乎陶醉在玄宗给他的表面荣宠之中。因此他早年的政治理想实质上是比较空泛的,缺乏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当然这与开元时期社会矛盾并未表面化的客观形势也有关系。他的大志固然包含有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番事业的抱负,却又掺杂着出将入相、追求功名富贵的打算,这与盛唐文人的志向是大致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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